□王永生

虽已过了雨水节气，晋西北仍是春寒料峭，残留的冬雪覆盖在平川上、二道河上、大窊山上，映着瓦蓝高远的天。回古城角村的县级公路，除了载着煤炭呼啸而过的重型卡车，几乎很少有别的车辆。车从小河头镇拐弯，一条平整的水泥路，两边满坡满梁的柠条依旧绵延着。

我们村庄的名字，叫古城角。名字里有“城”，有“角”，听起来该有些峥嵘的气象，也确是辽金时期古武州城的一角。可那时候，它只是风沙嘴边一块将化未化的干粮。田地被沙丘一口口吞噬，村前那条河，早已没了影踪，只留下一道干裂的、张着“嘴”的伤疤。白天点灯，夜里风声不断，是常事。

直到有一天，村里来了几个穿着体面的人，听说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先生。为首的那位，人们叫他张教授。他站在最高的沙梁上，看了很久，最后对面色黑黄的村人说：“这沙再不治，十年，不，或许用不了十年，这里就再也留不住人了。”

话很轻，落在地上，却比沙石还重。肚子饿起来，谁还管十年后？人们依旧去刮地皮，把沙生植物即将枯死的根茎搂回来，塞进灶膛，换一缕短暂而虚弱的暖意。然而很快风沙又来了，它来得更勤、更猛了。终于，村庄像一棵被蛀空的老树，再经不住一场风雨。搬迁那日，我伏在父亲瘦骨嶙峋的背上，回头望了一眼。我们的村子，矮矮地趴在无边的黄沙里。

村子的新址在高处的梁上，向阳，冬日整个村庄被阳光照着，也还舒适暖和。就怕春天刮大黄风，沙丘仍旧紧追着不放，人们的心悬着，不知道下一次风沙，又会把我们赶向何方。西坡上细沙垒起的沙堆有十几米高，娃娃们丝毫不理会大人的愁苦，一遍遍从顶上滑下。大人们开始种树，杨树、柳树、榆树……春天栽上一株苗，秋天只能当柴烧。活下来的几株，也蔫头耷脑，成了长不大的“小老头”。希望像旱地里的水，渗下去，就没了踪影。

转机，是从一把种子开始的。

那是一个傍晚，劳动模范刘大润从县里开会归来，没进家门，径直冲到村中的井台边，大家正聚集着担水，她脸上泛着光，是从心底里透出来的亮。她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手心躺着一小把红色的、细小的种子。“瞧，柠条！”她的声音因激动而发颤，“县里给的，说这东西，是治沙的‘神草’！根能扎几丈深，秆子不怕旱，牲口能吃，还能固住沙！”

神草？人们围拢上去，看着那毫不起眼的籽粒，眼神里满是怀疑。这小小的东西，真能斗得过那吞天噬地的黄沙？

信不信，总得试试。当时已经上小学的我，亲眼见证了这场战天斗地的种植柠条大会战。第二年开春，地刚化冻，县拖拉机站四台“东方红”链轨式拖拉机开进了东西两梁的沙地。铁犁翻开沉睡的沙土，新鲜的、潮湿的土腥气漫出来。那“突突”的轰鸣，第一次盖过了风声，像沉重的心跳，敲打着每个人的胸膛。全村男女老幼在林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抢在雨季前挖窝点种柠条。大人们沿着等高线，挖出整齐的土窝，像给大地钉上一排排纽扣。而我们这些孩子，被赋予了一项庄严的任务——种柠条。

种子分发到手里，红红的，躺在掌心，微微有些扎。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小心翼翼地，在每个土窝里点上三五粒，再用指尖轻轻拨上些沙土，像给初生的婴儿盖上襁褓。那一刻，心里生出一种郑重的感觉。这埋下去的，不是种子，是一个渺茫的、关于绿色的梦。

点种只是开始。最苦的是浇水。水从几里外的井里拉来，金贵得像油。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成了运水的主力。每天放学后用稚嫩的双肩挑起小柳尖水桶，去给柠条苗浇水。扁担压在肩上火辣辣地疼。水桶随着步子摇晃，溅出的水花打湿了裤腿，凉意瞬间又被体温和烈日蒸干。一趟，两趟，三趟……肩膀由疼到麻，最后没了知觉，只是机械地迈步。眼前是无边无际的土窝，像大地干渴的嘴巴，怎么也喂不满。有累极的孩子，瘫坐在沙地上哭起来，不是为疼，是为那仿佛看不到头的、令人窒息的“无穷无尽”。但没人说放弃。大人们沉默地挑着更重的水桶，走在前面。他们的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弯着，却透着一种石头般的坚硬。我咬咬牙，撵上去。清冽的水，从瓢里倾泻而出，渗入沙土，发出“滋滋”的轻响，像土地在吮吸。那一刻，肩上的疼痛好像也轻了些。

等待萌芽的日子，焦灼而漫长。我们每天都要跑去看，趴在地上，眼睛瞪得发酸，也看不出什么动静。沙地还是那片沙地，枯燥、绝望。直到一场夜雨过后，清晨，有人发了疯似的喊起来：“出来了！出来了！”

我们蜂拥过去。只见那褐色的土窝边沿，竟顶出了一点点、针尖似的嫩黄！那样柔弱，那样微小，在广袤的、凶悍的黄沙背景下，简直像一个幻觉。可它们是真的。几天工夫，嫩黄抽成了鹅黄，又舒展成一片片青绿的、羽状的细叶。风来了，它们紧紧贴着地皮，颤抖着，却不折断。一种近乎狂喜的情绪，野火般在村里蔓延。我们这些孩子，浇水浇得更勤了，仿佛自己多挑一担水，那些小苗就能快一点长成抵挡风沙的城墙。

后来，事情就好似柠条的根，一旦扎下，便势不可当了。20世纪70年代，“三北防护林”的风吹到了这里。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巨大的、轰鸣的“铁鸟”第一次掠过村庄的天空，像一只神气的巨鹰。它飞过之处，天空便降下一场棕红色的“雨”。那是拌了药的柠条籽，被飞机均匀地撒播在更远的、人力难至的沙海深处。我们仰着头，张着嘴，看着这现代神话般的景象，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自己那挑水点种的努力，身后连着一个多么庞大而有力的国家。

时光，是以柠条开花的节奏流淌的。不知从哪一年起，春风拂过，沙梁不再是单调的灰褐，而是浮起一层朦胧的、娇嫩的黄绿。再后来，那黄绿便汹涌起来，变成一片片、一重重灿烂的金黄。柠条花开了。

那花开得泼辣，不矜持，一串串，一簇簇，挤满了带刺的枝条。当微风拂过，簇簇柠条随风摇曳，金黄的花在灰绿的枝条上起伏，远看，仿佛给连绵的沙丘披上了巨大的、金线织就的毯子。风里那清涩的苦香，也变得浓郁、甘甜起来。它引来了蜜蜂，嗡嗡嘤嘤，像给这寂静的土地配上了欢快的弦乐；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养蜂人将蜂箱安置在柠条丛中；也引回了久违的鸟雀，野鸡、狐狸、獾，这些记忆中几乎绝迹的生灵，又悄悄回到了柠条林的深处。

村庄，活了。

我们这些当年的孩子，也在这花开花落里长成了大人，又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老。生活被柠条细细地编织起来。秋天，我们打下的柠条籽，能换来一年的油盐；它的枝条，能编筐织篓，能造纸，能当柴烧；它的叶子，是羊群春天里救命的“口粮”。沙被牢牢锁住了，河床里重新渗出了水，庄稼的亩产，从几十斤翻到了几百斤。家园，终于不再是风中飘摇的烛火。

我缓缓走向那片我曾浇灌过的柠条林，几十年过去，它们已长得齐胸高，枝条遒劲，盘根错节，深深地抓住大地。我抚摸那粗糙的枝条，像握住了一位老伙计筋骨嶙峋的手。我的祖辈们把一生都交给了这场与风沙的漫长角力，最终长眠于此，与柠条为伴。

给父母烧罢纸钱，往村里方向走。柠条地里的雪仍有一尺厚，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风中传来的，不再是呜咽，而是柠条温柔的絮语。我忽然觉得，那位清华大学的张教授，当年预言里没说出的后半句，此刻，正由这漫山遍野的柠条，和这片土地上重新扎根的生灵，一起静静地诉说着：

风沙曾想抹去一个村庄，而人，以坚韧为种，以岁月为土，最终让家园在黄沙深处，开出了一朵最倔强的花。

我的脚步落在坚实的土地上，很稳，很安心。我知道，我的子孙，再也无需在风沙里“泅渡”那放学的三里路了。这路，已被柠条，和我们那代人的汗水与脊梁，彻底垫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