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由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启程，深入中华腹地，蜿蜒五千多公里，从古到今，奔涌不息，缔造着文明，流淌着历史。黄河在中国版图上大大地画了个“几”字，几字弯及其周边流域被称为河套地区，主要涵盖内蒙古自治区、陕西、山西等省（区）。山西省河曲县正好地处晋、陕、蒙能源金三角的中心地带，东接偏关、五寨，南接岢岚、保德，西北与陕西省府谷县、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隔黄河相望。

河曲自古有“陕东重镇，晋右严疆”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明代统治者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沿黄河东岸石梯隘口修筑起长城，作为拱卫京师的最后一道防线。此外这里水运发达，明清时期是河套地区粮、油、盐、皮毛的进出口集散贸易中心。在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的四百余年间，无数山西人背井离乡，从河曲西口码头渡河到关外谋生，这便是今天人们常说的“走西口”。到了清代，康熙三征噶尔丹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对“走西口”产生了重要影响。

准噶尔部是厄鲁特蒙古的分支，明清之际兴起于巴尔喀什湖以东伊犁河一带。康熙十七年（1678年），噶尔丹为割据西北、统治蒙古诸部，在俄国政府的怂恿支持下，兴兵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又借口追击土谢图汗部余众，进军内蒙古乌珠穆沁地区，与清王朝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康熙帝为确保边疆安定，三次亲征漠北。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借口追击喀尔喀，率兵自库楞湖沿大兴安岭西麓南下，兵锋指向北京。清廷命理藩院尚书率兵抗击，失利于乌尔会河，又发兵采取分进合击的方略，康熙帝亲率禁旅进驻博洛和屯督军。据传教士张诚的记载，双方当日以大炮火枪互轰开始，激战数日，双方士卒多次肉搏，可见此战之激烈。最终清军大破噶尔丹以万余骆驼组成的防御营地，噶尔丹败归科布多，伺机而动。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昭莫多之战，是清军击败噶尔丹军的关键一战。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再次发兵攻打喀尔喀蒙古，随后一路东犯，进抵巴颜乌兰。同年年底，康熙决定再次亲征讨伐，彻底解决漠西蒙古之患。清军一共兵分三路：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兵越兴安岭西进；西路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振武将军孙思克率兵，分别自归化、宁夏等地出兵，沿翁金河北上断其退路；康熙帝亲率中路军，出独石口经克鲁伦河上游北上。三路大军约期于克鲁伦河一带歼灭准噶尔军。两方相遇激战，准噶尔军未能冲破战阵，腹背受敌，全军崩溃瓦解，噶尔丹之妻被击毙。清军趁夜追杀，至特勒尔济口方收兵，噶尔丹仅率数十骑逃走。

经过两次大战，噶尔丹集团土崩瓦解，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负隅顽抗。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这时候，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其侄儿占领。他的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纷纷投降，愿意做清军向导。噶尔丹走投无路，就服毒自杀。

康熙第三次西征，大军过居庸关进入山西，经大同、朔州、宁武、岢岚抵达河曲地界，驻地官员带领村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康熙帝见当地一片荒山秃岭，寸草不生，不禁感慨万千，随口念出打油诗一首：“远看和尚头，近处没看头。山高露石头，河水向西流。富贵无三辈，清官也难留。”征战结束后，康熙帝启程，班师回朝。沿黄河北上途中，鄂尔多斯王贝勒阿松勒布奏请开放封禁地，愿与汉人同种同垦，缓和矛盾纠纷，康熙俱如所请，下旨：“圣祖仁皇帝特允鄂尔多斯之请，以故河保营得与蒙古交易，又准河民垦蒙古地，岁与租籽。”自此，越来越多的河曲人、山西人背井离乡。“走西口”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走西口”这一移民浪潮的发生，也让河曲迎来了短暂的经济大繁荣。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河保营（今河曲县）已成商贾艺人云集交衢之地，人口急剧增加。据史料记载，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到乾隆末年的一百余年间，河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实现了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这首著名的山西地方民歌《走西口》就是从河曲唱起来的。对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走西口”既是对命运的挑战，也是对新环境的开拓，过程固然艰辛，可是勤劳智慧的人们还是走出了一片新天地，开启了山西“海内最富”的辉煌时代，极大地改变了山西与内蒙古地区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