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走了，在十月花卉凋谢的时节，院子里的菊花、月季渐渐地谢幕。他走时，梅花正打着骨朵，却终究没能等到绽放给他看的那一天。

哥哥大我三岁，生在凭票买煤、扯布的年代。那个时候，粮票甚至比钞票还要金贵。父亲领着我们去伯强沟做买卖，货架上那些标了价的针头线脑、油盐酱醋，哥哥扫一眼就能记住。回来时，他总能从衣兜里摸出几颗水果糖，糖纸皱巴巴地黏在糖块上，然后悄悄地放在了我的口袋里。

初中时，他每周能从学校食堂带回一个馒头。那馒头白得晃眼，在粗粮当道的年月里，简直是个奇迹。他总说：“学校发得多，我吃不完。”硬塞到我的手里。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学校每周只供应一顿白面馒头，每人仅有一个。

哥哥教我写字，手把手地教。我写的字歪了，他便用橡皮轻轻擦去，连纸都小心翼翼对付，不舍得擦破。算盘珠子在他手下噼啪作响，像是唱着某首欢快的歌谣。他常说“：指头要轻，手腕要活。”这句话我至今记得，却再也感受不到那个在我写错字时，轻轻握住我手腕的温度了。

后来他去了峨矿，戴着安全帽在工地上奔忙。回来时，工作服上沾满矿灰，却能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里面是矿上发的包子。他说他吃过了，叫我赶紧趁热吃。我信以为真，直到看见他转身时偷偷咽口水的喉结在动。

市场经济时期，他改行做水产，天不亮就到门市口等待送货的车。寒风在他脸上刻下皱纹，鱼腥味浸透了他的指甲缝。我去看他，他正给顾客称鱼，冻得通红的手指在秤杆上滑动，算钱时却仍不忘抹去零头。

那年查出病来，我和侄儿陪他到北京的医院复查。当复查报告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如五雷轰顶，顿时失魂落魄。我尽量控制住情绪，但他已心里明白，却依然嘱咐我要吃好喝好。当我再次见到哥哥时，他瘦得脱了形，却还笑着问我的工作如何，孩子们可好。他的床头放着一个旧账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医药情况，字迹依然工整，像他教我的那样。

最后一次见哥哥，是在梦里。他还是年轻时的模样，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个白面馒头，冲我笑。我想喊他，却发不出声音；想追他，却迈不开腿。醒来时，枕上湿了一片。

人们常说长兄如父，而我的哥哥，更像是那个饥荒年月里，偷偷往我口袋里塞糖的守护神。如今糖化了，糖纸还在；人走了，记忆还在。只是这记忆太重，重得眼睛盛不下，化作泪水，却又流不出来，在眼眶里打转，生生地疼。

春天又来了，杏花开了又谢。街角新开了家馒头铺，蒸汽缭绕中，我仿佛又看见那个少年，揣着个白馒头，从十里外的学校，一路小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