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德铜贝

楚国金币

琥珀金钱币

卡夏帕那银币

1971年，保德县林遮峪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周时期的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提梁卣，内盛铜贝109枚。1972年第4期《文物》杂志中刊登吴振录的《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一文，对林遮峪出土的这批文物进行了详细说明，但并未将铜贝断定为货币，而认为可能是佩戴在马身上的装饰品。1974年9月，山西省文管会宣布对林遮峪文物的新认定和断代，其中保德铜贝被认为是大约公元前12世纪商王武乙、文丁时期的铸币。这一认定使得保德铜贝成为迄今考古发现中人类最早的金属造币，距今超过3000年。

目前考古发现的铜贝最早出现于殷商时期，河南、山西等地都曾有商代铜贝出土。传统观点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对货币的需求大幅增加，天然海贝的供给有限，无法满足需求，于是金属、玉石、兽骨等材质制成的仿贝应运而生。到了周朝，金属铸币全面取代贝币和各种实物货币。

早期的铜贝没有铭文，称为“无文铜贝”，周朝时期还有包金、鎏金、鎏银的铜贝。有文铜贝大约在春秋后期出现于楚国，1986年，湖北云梦楚王城遗址发掘出土了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的铜贝50枚，多数为有文铜贝，少数为无文铜贝，这表明了两种铜贝在楚国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楚国当时的货币体系与其余地区有着显著差异，除了铜币为脱胎于仿贝的“蚁鼻钱”，此外还有金版，其上多钤印“郢爰”“陈爰”等铭文，故又称“爰金”，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黄金货币，含金量普遍在90%以上，部分可达99%。而诸夏邦国中，周王室王畿地区、晋国及分裂后的韩、魏两国，主要使用铲形布币，齐、燕、赵等国多使用刀币，秦国使用圜钱，但各诸侯国互相仿造对方钱币的情形也并不少见。

我国商代铜贝发现前，西方学界传统观点认为，金属造币在公元前7世纪起源于小亚细亚吕底亚王国的琥珀金钱币。新的考古发现则表明，金属造币的最早出现与“轴心时代”宗教和哲学思想的爆发期基本对应，核心区域集中在中国黄河流域、环爱琴海各城邦及印度北部恒河流域，这三大区域独立发展出了早期金属货币体系。我国最早的钱币多以青铜铸造，爱琴海地区的钱币采用打制工艺，古印度则是在金属片上加盖戳记，形制和工艺的差异表明了三种体系不同的发展历程，今天世界各国的硬币基本延续了环爱琴海地区的传统。

一个合理的推论是金属造币是由称量金属锭或金属块演进而来。考古发现，古代伊朗高原和中亚可能使用没有标记的银条作为通货，这类以重量衡量价值的金属块状物，正是金属货币的早期形态。

传统观点认为，在具备金属资源的地区，人们通常更倾向于使用金属作为原始货币，因为与牲畜、贝壳或盐等商品相比，金属同时具备持久性、便携性和可分割性。当金属成为被广泛用作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后，金属造币的理念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特别指出，金属货币的出现主要用于对外贸易结算：“一地的居民有所依赖于别处居民的货物，人们于是从别处输入本地所缺的货物，而为抵偿这些输入，他们也得输出自己多余的产品，于是作为中间媒介的‘钱币’就应运而生了。凡生活必需品往往是笨重而难于运输的，大家都希望有某种本身既属有用而又便于携带的货物作为交售余物及购取所需货物的中介货物，于是人们发现铁、银以及类似的金属合乎这种要求。起初这些金属就凭大小轻重来计值，最后为了免除大家分别称量的烦劳，每块既经称量的金属就个个加上烙印，由这种烙印表明其价值。”

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时期的卡夏帕那银币，似乎可以为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提供佐证。卡夏帕那银币的具体起源时间不详，其名源自重量单位“卡夏”，形制为切割成型的银片或银块，正面加盖戳记作为价值标识，戳记数量通常为一个至六个不等。早期的卡夏帕那银币可能由民间或地方势力发行，其价值除了依托银材本身的重量与成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盖戳记的发行人或认证人的信誉背书。

1933年出土的约1000枚喀布尔窖藏钱币是研究这一时期货币流通的重要遗存，其中多为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古希腊的钱币，年代最晚的是公元前380年左右仿制的雅典“猫头鹰”四德拉克马银币，这一时间被认为是窖藏埋藏时间的上限。彼时喀布尔谷地及相邻的犍陀罗地区正处于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版图内，距离亚历山大大帝率军征服该区域仅有数十年间隔。

有学者将考古发现中具备一定标准化特征、常带有戳记的金属锭或金属块视作原始货币，例如希腊雅典钱币博物馆展示的地中海青铜时代的“牛皮锭”。“牛皮锭”通常由青铜制成，也有少量锡锭，形似展开的牛皮，重达二三十千克，盛行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在环地中海各地均有发现。不过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这类金属锭应该属于大宗商品，是当时青铜冶炼工业的原材料，而并非支付工具。最直接的佐证是这些金属锭通常与松香、蜂蜡等“失蜡法”青铜器铸造所需的原料及辅料一同出土，此外在环地中海地区的青铜工坊遗址里，也多次发现被打碎的“牛皮锭”残块，显然是作为原料被切割使用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牛皮锭”的原材料属性已逐渐明确，但在当时环地中海青铜贸易中，各国究竟通过何种机制与工具完成支付清算，目前尚未有定论。

20世纪初，大英博物馆的考古团队在以弗所阿尔忒弥斯神庙遗址发掘出土了1000多件文物，其中包括近百枚早期琥珀金钱币和类似钱币的物品。带有简单打制纹饰的钱币与尚待加工成钱币的金属块一同出现，引起发掘者的猜测，此处或许保留了爱琴海地区钱币早期演进的关键痕迹，甚至可能是货币发明阶段的实物证据。这批钱币划分为若干组别，其中最受关注的一组共19枚，被完整封存于一个陶瓶内，品相近乎全新，表明它们未曾流通，或至少未经过长期频繁的流通。陶瓶的断代为公元前650年至公元前625年，钱币的断代则可追溯至公元前7世纪早期。

阿尔忒弥斯神庙遗址发掘出土的钱币中，年代最早的形态可能是具备重量标准的散碎琥珀金块，不过这些金块所遵循的重量标准究竟源于希腊、吕底亚还是埃及的货币体系，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从货币起源的物质基础来看，天然琥珀金的核心产地是吕底亚首都萨第斯附近的特摩洛斯山冲积层，以及流经该城的帕克托罗斯河，这一地理关联为追溯钱币的发行主体提供了关键线索。结合希罗多德等古典作家的文献记载，以及窖藏钱币与吕底亚早期铸币的形制关联，学界普遍推测这批琥珀金钱币的发行人可能是吕底亚国王，不过这一结论仍存在争议。

事实上，萨第斯古城遗址的发掘为吕底亚的货币发展的确提供了关键实证：考古学者们不仅在古城墙及周边区域发现了纯金币与纯银币的实物遗存，还在帕克托罗斯河岸出土了可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的金属精炼工坊遗迹。遗址中清理出的工具与设备，经考证是用于“灰吹法”和胶结工艺的专业器具，而这两种工艺即古代分离琥珀金中黄金与白银、提炼纯金纯银的核心技术。

这些发现与古典文献记载形成了有力互证，结合希罗多德“吕底亚人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金银货币的”这一记述可知，吕底亚确实制造并使用过金、银双币种，其末代国王克洛伊索斯推行的货币改革更确立了金、银按固定比价流通的规范体系，使吕底亚成为迄今发现的最早建立金银复本位币制的古代文明。

吕底亚以琥珀金造币的实践迅速影响了周边文明：爱奥尼亚诸邦及爱琴海岛屿的希腊城邦率先效仿，自公元前7世纪起开始大规模铸币。希腊本土随后跟进，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城邦铸币体系。公元前547年波斯帝国征服吕底亚后，不仅继承了其铸币技术与金银复本位传统，更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大流克”金币等影响深远的货币形态，并将这一货币体系推向整个帝国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