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浴血晋西北》反映了八路军浴血奋战、收复晋西北的感人故事。宫爱文摄

定襄初中学生赴西河头地道战纪念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张晋兰摄

五台白求恩纪念馆　王光宏摄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的局部抗战，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至1945年的全民族抗战，忻州儿女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前仆后继，十四载的不屈不挠，十四载的浴血奋战，最终迎来了承载着苦难与荣光的伟大胜利，共同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在这血与火的淬炼中，忻州文化领域的抗战从未缺席，且一样气壮山河，光耀千秋，不仅激发了民众的文化自信与精神认同，也留下了独具忻州特色的抗战文化印记。

文化守土

彰显了爱国义举抗日壮举

爱国主义是抗战文化的核心。国难当头，爱国须抗日，抗日即爱国。从日寇侵华的初期，到侵入忻州本土之后最艰难困苦的日子，忻州文化人或笔耕不辍留存文化火种，或坚守气节拒与敌伪同流，或投笔从戎抵御侵略，展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不屈的浩然正气。

中国同盟会成员、定襄人牛诚修，因不满时政，1934年辞官归乡，投身地方事业。他搜集前人著述及相关文献，编纂《雪华馆丛编》32卷、《定襄金石考》4卷，为地方文脉存续倾注心力。抗战时期，牛诚修坚守气节，坚不事敌，隐姓埋名避居他乡。归乡后，伪县长登门劝其任职，他以老病为由坚决推辞，始终未屈从，曾作诗明志：“凭他白刃横加颈，不为狂奴偶折腰。”字里行间，尽是凛然正气与铮铮傲骨。七七事变爆发时，同盟会创始人之一、神池人谷思慎正在北京注释忻州乡贤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同时续编《神池县志》，于动荡时局中为文化传承留存一缕薪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他拒绝与伪政权合作，毅然离城出走，宁可书稿散失，也绝不沾染半分奴颜。

最有代表性的传统文人当属忻县陈敬棠。九一八事变后的1933年，已届花甲的他捐资刊印《秀容诗文存》十四卷，收录清代忻州58位文人的779篇诗文（诗622首、文157篇），成为研究晋北文化的重要文献。1936年仲夏，即在日寇全面侵华前一年，他又刊印《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对忻县的石岭关、忻口、九龙岗、读书山福田寺、元好问墓等十多处古迹名胜逐一介绍，附以小影、历代文人的碑刻题记及歌咏之作。当外来侵略试图摧毁民族文化与记忆时，整理刊印本土文献本身，便是一种“文化守土”。1937年11月1日，忻口战役刚结束，日军侵占忻县城，陈敬棠率全家十五口男女老幼“服毒自杀明志”，以“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决绝彰显民族气节，成为忻州抗战文化中精神抗争的标志性事件。

无独有偶，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原平人续范亭将军，这位从忻州走向全国的革命志士，为抗议当局对日本侵占东北的不抵抗政策，1935年12月26日，决然在中山陵前剖腹明志，惊警天下。他在《告民众书》中沉痛地写下：“余今已绝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杀敌。”在剖腹前，他留下五首《绝命诗》，其中就有“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此等字字泣血、义愤填膺的绝句，既痛斥当局误国，更呼吁国人团结抗日。毛泽东曾评价他“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正是对这位忻州人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大义的诗意礼赞。他在病逝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举动，本身亦可视为一位忻州人突破“以死明志、不畏死谏”的传统爱国范式，主动追寻真理的深刻转变。

以笔为枪

肩负起抗日救国宣传重任

抗战报刊是宣传抗战文化的重要载体。当山河破碎之际，无数新闻工作者辗转来到忻州，在军队驻地与隐蔽山区，以笔为枪、以铅字作弹、以版面为阵地，创办了一批批直击时局、呐喊救亡的战地报刊，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宣传抗日救亡主张，讲述抗日军民奋勇杀敌的事迹，汇聚起抗战必胜的强大力量。

随着驻扎在五台南茹村的八路军总部指挥并取得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等战斗的胜利，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成立，1937年《抗敌报》在五台山地区的阜平县试办，12月11日正式创刊。1938年3月6日，报社跟随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及边区党政领导机关向五台山转移，编辑部驻扎在龙王庙，印刷厂驻扎在大甘河村的海会庵。五台也成为抗战时期八路军入晋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6月27日，该报即以《五台群众欢迎加拿大的朋友及陕北同志》为题报道白求恩抵达五台受到热烈欢迎的盛况。同年9月由于日寇进犯，又搬至平山县土楼高村。这份党报尽管只在五台山停驻了短短半年时间，但从油印到石印再到铅印，从三日刊改为双日刊，被聂荣臻司令员形象地誉为“民族的号筒”。

1938年1月，八路军120师挥师进驻岢岚，一份夹杂着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凛冽气息的报纸亦随之而至——这便是石印报《战斗报》。彼时，晋西北地区活跃着多方进步力量：从离石迁来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或“动委会”）、牺盟会、山西新军及各群众团体等齐聚于此，岢岚由此成为晋西北的政治中心，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1937年至1939年间，驻岢岚的各机关纷纷创办刊物：二专署的《抗救周报》、暂一师的《长城报》、牺盟中心区的《大众化》《抗战生活》《黄河日报》《黄河画刊》、保安司令部的《游击三日刊》、三十五军的《奋斗日报》、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的《新西北报》……各类报刊如星火燎原，在敌后战场点燃思想的火炬。配合报刊运转与传播，战斗通讯社、民族革命通讯社晋西北分社、战斗出版社等新闻机构也在晋西北的静乐、岢岚等县应运而生，使忻州抗战的声音穿透硝烟，传向更广阔的敌后战场。作为国共合作背景下极具代表性的进步力量，战动总会在办报领域的实践尤为亮眼。1938年10月，中共晋西北区委与晋西北农救会等团体在岢岚联合创办《西北战线》报（间日刊），刊行120多期后停刊；不久，动委会复刊《战地通讯》，累计发行182期。与此同时，通俗易懂的《老百姓周报》（发行21期，每期1000余份）和生动直观的《战动画报》相继问世，《战动周刊》亦同步推出。在战动总会的带动下，晋西北各县动委会也纷纷以笔为武器宣传抗日：五寨有《动员》，岢岚有《抗日自卫》《抗日建国》《战斗》，宁武有《汾源怒吼》《抗战救亡》，神池有《火花》，河曲有《雪耻》，忻县有《战声》《农村救亡》《大众呼声》，静乐有《战潮》，保德有《自卫》《黄河》，偏关有《怒吼》……这些报刊种类繁多，规模各异，存续时长不一，却都紧扣时局，以通俗晓畅的语言宣传抗日主张，有力地鼓舞着军民的抗战信心。平遥人梁学岸曾先后兼任《抗战生活》《新西北》等报总编辑，他一手握笔、一手持枪，在突围无望的绝境中，以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抗战日报》专门发表《纪念梁学岸同志》等文章予以缅怀。

忻州本土的办报办刊热情，在烽火中愈发炽烈。据1994年6月出版的《忻州报业史》记载，即便在缺纸少墨、环境极端恶劣的困境中，这片土地上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大批抗日报刊。让我们再次大声读出那些被硝烟浸透的滚烫名字吧：《抗日半月刊》《抗日月刊》《火花报》《河曲民声报》《晨报》《牺牲救国》《奋斗报》《战地呼声》《战场小报》《抗日团结》《抗战烽火》《文化周报》《晋北战线》《抗日自卫》《抗日救国》《战斗》《救国战线报》《战场报》《静乐小报》《河曲小报》《边哨报》《抗日铁蹄》《崞县旬报》《生产战斗》《老乡报》《崞县小报》……真可谓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一纸笔墨一脊梁”！至于各县油印的《冬学小报》《生产小报》以及群众自办的特殊报——黑板报更是不计其数，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千沟万壑。其中，《边哨报》堪称忻县本土诞生的红色号角。1940年5月，中共晋察冀边区二地委忻县县委于忻府区令归村创办该油印刊物，采用红油墨印刷，八开版面，每七至十日刊行一期。彼时办报条件之艰苦，今人难以想象：办报人员以唱机针头自制铁笔，时刻规避日军“扫荡”之险，仍坚持配合武装斗争，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揭露日军暴行，报道本地抗战事迹。截至1941年7月停刊前，累计出版40多期，成为忻县抗战历程中深刻的红色印记。

忻州的抗战为国人熟知，有赖于《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新华日报》等全国大报的持续关注与报道。忻州成为晋察冀和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腹地之后，《晋察冀日报》（前身即《抗敌报》）、《抗战日报》（《晋绥日报》的前身）作为两大边区创办的抗战党报，则直接把忻州各县的抗战纳入全国视野，全景记录了根据地的治理实践，使忻州抗战的声音传遍敌后战场。1940年9月18日在山西兴县创刊的《抗战日报》以及其通俗版《晋西大众报》，经常报道隶属晋绥边区的五寨、神池、岢岚、河曲、保德、偏关、忻县、宁武、崞县、代县、静乐等县军民抗战事迹，诸如《崞县敌寇大肆烧杀刘家庄惨遭屠杀者达二百余人》《岢岚、神池两区长殉国》《河曲、保德大量劳动力到岢岚山开地备荒》等报道屡屡见诸报端。1940年11月7日由《抗敌报》改名的《晋察冀日报》，经常报道隶属晋察冀边区的五台、繁峙、代县、崞县、定襄、忻县（五台、定襄、繁峙隶属较长，其他三县后划归晋绥）等县抗战活动，诸如《河西村战斗前后》《敌人在抢繁峙的粮食》《五台山僧众抗日救亡》等报道简短生动，赢得了敌后民众的高度信任，被誉为“边区喉舌”“群众战斗的武器”。根据地创办抗日报刊带来的另一个新变化是，很多忻州本土人员被发展为通讯员写稿，潜移默化地为忻州培养了一批新闻工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人由此走上了重要工作岗位。

报道忻州抗战的还有延安《解放日报》等大报。定襄人郭继成牺牲后，《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题为《闻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定襄县基干游击大队长郭继成同志壮烈牺牲》的悼念文章。晋西北民兵英雄宁武张初元“劳武结合”的抗战经验被《解放日报》报道后向全国推广，更对敌后抗战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拿起文学武器

吹响救亡战斗号角

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文学绝非“旁观者”，而是聚焦“救亡”这一核心主题，从书斋里走出来，从小我走出来，走向街头，走向乡野，以独特的方式参与抗战。抗战期间，与忻州抗战有关的文学作品一定不少，但多有遗失，仅是发现的散见于抗战报刊书籍上的部分作品，就构成一份珍贵的忻州文学遗存。当战火席卷忻州大地，著名爱国人士、社会教育家李公朴，诗人公木等人在激越奔赴；作家碧野笔望忻口、小驻河曲；扎根五台、繁峙、代县的作家秦兆阳、周而复、孙犁、康濯等人在奋笔疾书；工作生活在晋绥边区的“山药蛋派”作家马烽、西戎、孙谦、束为、胡正以及剧作家亚马、林杉等人在批阅手稿……一幅以笔为戈的壮阔图景徐徐展开。

诗歌创作十分活跃。愤怒的诗人，一句诗就是一把插向敌人的尖刀。1938年10月《战地动员半月刊》上，发表诗人摇梧创作的《保卫岢岚》，这首诗采用直白短句却充满力量，如擂响了诗之“战鼓”：“你爱岢岚/我也爱岢岚/家家户户/住了几百年/要不要保卫岢岚？/——要/一个人，一支枪/你就拿定吧/从那个山头下去/向着北面/南面/东面/——到前线”。同期刊发的还有诗人王博习写于岢岚的长诗《中国人的血在远东》、诗人田野创作的街头诗《抗战军人家属》等。1938年，诗人张松如在太行山区参与抗战宣传时，听闻岢岚县三丈湾村农民娄德明把老鼠药掺入饭菜与日寇同归于尽的事迹，激发了创作灵感，遂以民歌体形式写成373行、1000余字的长篇叙事诗《岢岚谣》。也是从这首诗开始，张松如首次使用“公木”这一笔名。不久，《岢岚谣》登上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黑板报，来延安的朝鲜族作曲家郑律成看到后深受触动，将全诗抄下并谱曲。2017年8月8日，郑律成之女郑小提亲赴岢岚，向岢岚县博物馆捐赠了其父谱曲的《岢岚谣》手稿，让人再次忆起那段烽火岁月。1942年，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第4期发表李雷的叙事长诗《骑兵回来了：××军×旅×团骑兵连与敌人战于河曲一带的故事》，聚焦抗战时期河曲一带骑兵连队的战斗历程，将个体英雄的“死”与集体连队的“归”相交织，字里行间体现出对英雄的崇敬与对民族精神的礼赞。在忻州这片充满革命历史的土地，旧体诗词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且在时代的碰撞下并不缺乏现代性。如1940年11月，代县二区中共区委书记金方昌被日伪军包围抓捕，他坚贞不屈，在狱墙用血写下“严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抒发了慷慨激昂的情绪，形成开阔浩大的诗境。

纪实作品不容忽视。抗战纪实作品的重要价值在于直接记录历史，无论是前线记者冒着炮火写下的战地通讯，还是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对军民抗争事迹的实录，都以具体细节与个体视角，补充了宏大历史叙事之外的细节。民主人士李公朴率“抗战建国教学团”考察晋察冀边区后，撰写《华北敌后——晋察冀》，其中就有关于忻州五台、繁峙、定襄的写实文字。偏关抗日县长梁雷牺牲后，其好友、著名作家姚雪垠在《抗日文艺》和武汉《大公报》发表《雁门关外的雷声》《悼烈士梁雷》两文，记述了梁雷的事迹。昭彝1938年所写的《保德锄奸记》，真实记录了“动员宣传团”奉命深入保德，与汉奸斗智斗勇、智擒要犯的全过程。“晋西事变”后，河曲县牺盟特派员、共产党人焦克显被投降势力残忍杀害，卢梦撰写《焦特派员之死》一文，发表于《晋西文艺》第1期，详细记述了这位年仅32岁的烈士“临刑前怒目睚眦，敌遂剜其双目；犹怒骂不止，又割舌，断喉；犹挺然不倒，又以棍棒猛击其头颅，血流如注而亡”的壮烈情景。文字未加修饰，却真实展现了共产党员的无私无畏，也揭露了卖国投敌者的丑恶行径。记者穆欣在《晋绥解放区鸟瞰》一书中创作有《围困蒲阁寨》《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东秀庄民兵中队》等篇章，晋绥军区编印有《把敌人挤出了蒲阁寨》等系列丛书，这些作品皆以纪实之笔铺展，展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在忻州抗战文学中占有很大比重。

小说创作聚焦大众。1939年春夏之交，作家碧野以中国军队在忻口会战中正面抗战为素材，创作了讴歌将士奋勇杀敌的长篇小说《南怀花》（南怀花，村名，指原平南怀化村，忻口战役期间侵华日军对该村进行过报复性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被楼适夷誉为“压卷之作”。可惜手稿大部遗失，但仅从《山村之夜》《回归见亲娘》《塞上》《奖章》等残章断篇中就可见其家国情怀和文学分量。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后，文艺服务人民大众成为根本方向。这年冬天，作家西戎任保德县四区抗联文化部长，以晋西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为主题，创作了短篇小说《头一次参加奋勇队》和散文《受苦的日子算完结了》，分别在《解放日报》和《抗战日报》发表。1943年，胡正分配到静乐县二区任抗联文化部长，写出了第一篇小说《碑》等作品，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由此开启文学生涯。刘白羽以保德被日寇屠城为背景创作了小说《黄河上》，将侵略者的残暴、百姓的苦难与挣扎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同年，作家束为在河曲曲峪村写出第一篇小说《租佃之间》。1944年10月，新华书店晋西北分店发行了马烽创作的通俗小说《张初元的故事》，作品以边区劳动模范、宁武人张初元劳武结合的事迹为原型，开篇写道：“劳动英雄张初元，又拿镢头又拿枪。保卫建设根据地，帮助穷人把身翻。”此后，在抗战胜利那年春天，马烽又与西戎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吕梁英雄传》也可看作是一部静乐抗战史、忻州抗战史，其主要情节、人物原型及部分地名多源自静乐，静乐人的语言特点与风格也融入了这部红色经典，同时奠定了两人“山药蛋派”作家的基础地位。1984年春，马烽来静乐采风，为创作电影《咱们的退伍兵》收集素材时，曾谈到《吕梁英雄传》的创作经过，他说：“四十年前我写了静乐的民兵，四十年后的今天我要写静乐的退伍兵。”

必须提及的是，本土歌谣、民歌、口歌、山歌等口头文学在抗战时期得到极大繁荣，成为文化扎根民众的生动体现。五寨敌占区流传的民谣“三岔的教官命不长，五寨城的县长坐不长”，寥寥数语道尽百姓对侵略者的憎恶；另一句“打一石要五石，莜麦不够山药蛋。好人上了山，灰人当了官”，更将敌人的苛征勒索与敌占区的民心向背刻画得入木三分。抗日歌谣既能鼓舞斗志，还能瓦解伪军意志。1939年，繁峙县泽萌泉村妇救会长秦贞茹编唱了《找男人要找八路军》《警备队你早回头》等多首歌谣，组织起抗日山歌队到敌占区方圆六十多里内的村落公开教唱，甚至晚上到离县城一华里的村落去唱，使不嫁伪军汉奸、不找伪军汉奸当女婿的观念深入人心，而且《警备队你早回头》这首歌谣曾促使伪军成建制的一个班投降八路军。日军飞机轰炸河曲城后，有一首歌谣是这样控诉的：“传不死个鬼，日本鬼子真不像个人，开上他那冒烟飞机来到河曲城，先炸城关，后炸营盘；先散传单，后扔炸弹，临完捎了个簸箕弯弯。炸得老婆娃娃灰土麻沙，满身灰土，钻地道呀，哎嘿！”尽管尚不能确证这首歌谣创作时代，其歌词也有不同版本，但其还原现场能力着实令人惊叹，也成为河曲民歌传承人贾德义和他组建的田野组合演出时的保留曲目。

在根据地，口头文学呈现出另一番热闹的景象。岢岚妇女儿童传唱的“劳动英雄比武哩，镢头上下打闪哩”，宁武群众口编的“合作社里买到粮，南沟山上开荒梁。今年开下五十亩，明年光景更要强”，晋西北传唱的“锄头，啦呀嘿；枪杆，咿呀嘿，咿呀呀咿呀呼嗨，劳武结合起来生产又打仗，宁武的张初元，咱们的好榜样”，再现了开荒生产与战斗的火热场景。保德秧歌《唱三巴子》中“吃水忘了掏井人，三巴子丢了心”的唱词，以通俗直白的方式劝喻三巴子加入互助变工，决心同赴花园子修水利，寓教于乐效果很好。新编的革命化歌谣也蓬勃发展起来。以民歌著称的河曲在《找了个对象是个老八路》《军民合作》《大红公鸡窗台卧》《好收成》等唱词中尽显民众对抗日军队和民主政权的敬仰喜悦之情；静乐民歌《妈妈让我当兵去》以儿子的口吻描写了母亲送儿去参军的动人场面；忻县民歌《围困歌》、代县民歌《打飞机》、定襄民歌《痛打飞鹰队》，则对敌人充满讥讽和藐视，配以群众所熟悉的曲调，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战斗的情景和胜利的喜悦。原创民歌《围困蒲阁寨》真实地再现了我军民围困日寇盘踞的蒲阁寨的情景：“十月十三那一天，命令下来打据点。前晌发下子弹来，夜晚进攻蒲阁寨。殷长久带领民兵们，抱上地雷往上冲。事务所门前埋一颗，炸死鬼子四个人。忻崞支队真英雄，一排掩护二排冲。随后跟上民兵们，要把鬼子消灭净。”听起来节奏明快，铿锵有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被根据地军民广泛传唱。

戏剧运动

创造出空前普及和繁荣的奇迹

日军全面侵华后，忻州北路梆子、赛戏等传统戏曲艺术遭受重创，沦陷区职业戏班被战火冲散，北路梆子更是遭遇毁灭性打击，艺人或被杀、或逃亡、或息演，演出陷入停顿。1937年8月，日军侵入崞县，正在泥河村演出的郭占鳌戏班惨遭屠杀，著名艺人“小十三旦”郭占鳌被日军残忍刺死；“十六红”焦生玉在定襄一度被日军监禁；王玉山、董福等艺人远走内蒙搭班，“小电灯”贾桂林逃隐张家口外。然而，忻州名伶并未被日寇吓倒，反而在国难当头时奔赴光明，展现出艺人的骨气与艺术担当。“水上漂”王玉山编演《爱国女子》《火烧王靖村》等抗日小戏，奔走于五台等地宣传；定襄艺人“九岁红”高玉贵，甚至弃艺从“战”，以为抗日游击队运送物资、押送俘虏、清唱等方式投身抗战。

与沦陷区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忻州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蓬勃发展。1937年至193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绥人民服务团、晋绥文联文工团、吕梁剧社、雁门剧社、晋西大众剧社、黄河剧社等一批职业剧团纷纷进驻晋西北，各县所隶属的各分区专署也均成立宣传队，演出了许多传统或新编戏曲、现代话剧和活报剧等，忻州剧院氛围一时浓厚起来。1940年成立的黄河剧社，在静乐、宁武等地演出，以话剧、歌剧形式宣传抗日。而活报剧作为一种舶来品，就是为不识字的观众提供“活的报纸”，强调应时性和时事性，可灵活在街头、广场或剧场演出，故在根据地非常流行。比如：1941年偏关县曾由青联、县政府等组织一业余剧团，于旧历正月间演出旧形式新内容之《查路条》及《反“扫荡”》《春耕》等活报剧，大受观众欢迎；1942年晋西文联文化队在保德作第二次公演，节目有活报剧《十二把镰刀》和新作《买卖》等。《买卖》是一部喜剧，利用梆子形式写成，共分六场，内容为讽刺买卖婚姻制度，故极受观众欢迎；1944年崞县还排演了以拥政爱民为主题的五幕活报话剧。

在晋察冀边区，战斗剧社和抗敌剧社影响深远。1937年9月，战斗剧社在忻县演出《亡国恨》《铁蹄下的同胞》，10月至11月又在神池、五寨等10余县连续演出40余场，将抗日火种播撒到晋西北的山川村落。1938年战斗剧社携《八百战士》《军水船》《弟兄们拉起手来》《流寇队长》《国际玩具店》等新排剧目到静乐、岢岚等地对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抗敌剧社则以话剧、歌剧为主，1942年4月剧社演出队穿过敌人封锁线，进入斗争残酷的山西定襄、崞县等敌占区活动，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剧社的方璧、崔品之等文艺战士在崞县演出结束转移途中，路经神岗头村遭遇日军袭击，壮烈牺牲。除此之外，以延安抗大文艺青年为主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组，1940年来到繁峙等县开办了3个“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1942年春又组成20余人的“武装宣传队”，到繁峙等县潜入敌人的据点附近开展对敌宣传演出。

在晋绥边区，晋西大众剧社、二中剧社和七月剧社表现突出。晋西大众剧社以“面向农村大众，配合政治任务”为方针，排演的《以毒攻毒》《温家庄》《掺砂》《买卖》《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等现代剧目和《柜中缘》《赐环》《打渔杀家》《武家坡》《反徐州》等传统剧目超过30个，并长期在兴县、岢岚、保德、河曲、偏关等地开展演出。以1943年为例，配合春耕及拥军工作，大众剧社出发到河曲、偏关一带巡回公演，一个月内就演出大小剧130余场，新编剧目《劳英会》《两口子》演出后，博得广大群众赞扬。二中剧社1941年在保德成立（前身为二专署大众剧团、二区大众剧社，1946年5月并入雁门剧社），排演《血泪仇》《十二道金牌》《陆文龙》《一把菜刀》《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新村风云》等剧目60余部，长期活跃于晋西北的保德、河曲、偏关、神池、岢岚、五寨等地进行演出，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剧社的范若愚、武晋卿等改编历史剧《十二道金牌》《洪承畴》《棋局未终》为现代剧，特别是《十二道金牌》以岳飞抗金隐喻抗战引发强烈反响。七月剧社1944年合并入晋绥文联后，创作《千古恨》《王德锁减租》《少华山》《杀狗》《围困蒲阁寨》等剧目，足迹遍布河曲、偏关、五寨、岢岚等边区各县，曾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坚持演出，如1944年在偏关陈家营村遭遇日军围剿时仍镇定自若，坚持完成演出。

此外，抗日民主政府为宣传抗日救国，发动乡村、学校、机关、部队自办业余剧团，进行演出活动，戏剧真正成为全民参与的文化形式。晋绥抗联也派出大批文艺干部分赴保德、河曲、偏关、岢岚等县，在县抗联内组织文化部，推动当地文化活动。由此，忻州各县和乡村剧社迅速发展起来，以五台县为例，1945年全县有剧团94个，参加人员1273名。排演的主要剧目达100多个，深入城乡公演场次更是难以计数。《抗战日报》曾报道：“保德农村剧社，近来日渐开展，该县已成立十二个农村剧团，有九个剧团已先后公演三十几次，甚受民众欢迎。”1937年五台县抗日救亡宣传队改编为五台县抗战剧团，以北路梆子、秧歌为主，包括南茹村剧团、东峡村剧团、河北村剧团等民间团体，活跃于五台县及周边地区，演出《韩林梅拥军》《爱国的女子》等自编剧目，成为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重要宣传力量。1938年由当地群众自发组建崞县抗战剧社，在崞县、代县演出《血泪仇》《抓壮丁》等剧目，1942年因日军扫荡解散。忻县的蒲阁寨民兵剧团演出了大型现代戏《围困蒲阁寨》和《赵红计摸据点》等。

教育之光

洗礼灵魂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日寇铁蹄踏碎山河，让偌大的中国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忻州的教育事业也受到摧残，境内形成了游击区、日伪统治区、抗日根据地三分而立的特殊格局，迫使教育必须以“因时因地制宜”的智慧，在夹缝中存续和壮大。对于游击区小学，采取将其争取成“两面学校”的办法，即：备有两套课本，以奴化课本作掩护应付日伪检查，多数时间讲授抗日课本，教师多为地下党员或积极分子。1941年仅静乐、宁武、神池3县抗日政府就争取到18所两面学校。对于敌占区400多所日伪小学，则采取抵触与逃离等方法，反抗日伪推行的奴化教育。

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一改过去旧式教育，率先提出教育要为抗战服务的主张，形成了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和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新型教育体系，包括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义务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的“抗日的教育政策”。

干部教育以开办各级各类干部学校为主要载体。抗战伊始，面对工农干部中文盲较多的现实，共产党组织将抗日教育提上重要日程，要求“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短平快的干部培训先行。1937年10月，中共晋东北特委在五台县王家沟举办第一期政治训练班，培养当地工农积极分子50余人，发展了一批党员；随后又在东冶“杨爱源公馆”举办第二期，参训者40余人。1938年3月，动委会总部及保安司令部在岢岚开办军政干部训练队，学员由各县县委和游击支队选送，共办3期，续范亭、南汉宸等亲自授课，训练700人；总部还招收各地学生开办救护训练班，并在五寨三岔、宁武宁化等处设立救护站，负责救护和运送伤兵。1939年3月，晋察冀边区晋东北专员公署在五台县侯家庄创办山西民族革命中学（简称“民中”）。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也应运而生，成为特殊历史条件下锻造干部的“革命熔炉”。抗战时期民主政府创办了多所中学，其实质就是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如五台县南坪村的晋察冀边区民族革命中学、五台县塌崖沟村的晋察冀边区第一中学、河曲县海潮庵的晋西北二专区师范学校、岚县的静乐汾源中学等。其中，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简称“晋绥二中”）在当时影响深远，被誉为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这所承载着特殊使命的学校，1941年6月18日在河曲海潮庵诞生，最初以师范学校之名而立，由晋西北二专署专员楼化蓬兼任校长、王法成担任校务主任，首招两个班近百名学生，开启了烽火育人的征程。同年冬天，随着专署迁移，学校迁至保德东关，并正式更名为“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规模随之扩大，学生增至4个班近200人。办学力量也持续强化，校长由早年投身革命的老党员范若愚担任，副校长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武进卿，教导主任由刘静山、张立先后担任，教员队伍中更是集结了许光达夫人邹靖华及楚靖、张荣森等一批有识之士，为保证教学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战胜利后，学校再度迁址至五寨县城，直至1946年10月完成历史使命停办。在存续期间，晋绥二中先后开办14个班次，培养师生600余人，为边区各条战线输送了宝贵的人才力量。

群众教育以普及冬学为主要形式。冬学是冬春农闲季节农民学习政治文化的场所，学习对象以农民为主，内容包括形势教育的政治课和以识字为主的文化课，一般于农历十月开学，翌年二月底结束。因教员多为兼职且不取报酬，故又称“义学”。适应抗战形势需要，冬学逐步成为“一切工作的发动机”，从服务政治的幕后走向台前，群众有了什么问题，都提到冬学里来讨论。由此，忻州各县冬学较为普及。以1940年为例，静乐、忻县（西）、偏关、河曲、保德、岢岚、宁武、神池8个县统计，505个行政村办冬学952个，保德县（无敌区）应入学25551人，实入学人数过半；五台县除城镇平川敌占区外共办冬学155所，其中妇女冬学38所，每个行政村都有冬学，入学人数5463人，涌现出冬学模范村39个、学习模范237人，晋察冀边区《抗敌报》以“冬学运动在五台”为题报道了盛况。一些基础好的冬学多转为常年坚持的民校。通过冬学，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得到提升，参加抗战的自觉性增强。1945年秋，代县上阳华90%的学员识字300个以上；神池县利民寨、崞县上庄等冬学以组织农民参军参战、开展对敌斗争著称。除冬学及民校外，抗战初期还有民革室、大众补习学校、读报组、宣讲班、民教馆、业余剧团等组织，多隶属于冬学领导，活动广泛。

学校教育以恢复、巩固和发展为主。日军侵犯忻州，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学校设施毁于一旦，原有小学几乎全部停办；原有的6所中学，包括1902年创办的县立忻县初级中学、1913年创办的崞县初级中学、1913年创办的省立宁武第五中学、1915年创办的代县和定襄初级中学、1917年定襄河边创办的私立初级川至中学，因所在地沦为沦陷区而停办；原有的两所师范学校，位于代县的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于局部抗战时撤销，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于1937年日军侵占代县后停办。在如此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和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大力恢复和发展小学教育，要求根据地每个行政村办一所学校。忻州根据地小学废除旧的教学制度和方法，实行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政策，男女兼收、完全免费，向劳动人民子女敞开校门；取消体罚，实行民主管理、学生自治，成立学生会、儿童团等组织。课程包括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卫生等，教材以边区小学课本为基础，结合当时形势补充修改。学校生活军事化，学生站岗放哨、查路条，“扫荡”时实行空室清野、化整为零，敌来我走、敌走我回，做到“报复容易摧毁难”。办学形式灵活多样，学生不仅学文化，还参加文艺宣传、教唱革命歌曲等抗日活动，课余开展勤工俭学。例如，1940年在西忻县下柏色村创立的抗日高级小学，首任校长赵贵庵赴晋绥边区培训后，采用边区自编教材，首批招生80余名，课程注重军事训练（站岗放哨、情报传递）与爱国主义教育（教唱救亡歌曲），日寇扫荡时，部分学生曾转移至岢岚宋家沟完小避难。据1941年5月忻州境内12个县（缺东西崞县、定襄、繁峙）的不完全统计，建有完小21所、初小1082所，有高级生457名、初级生41536名，平均每个行政村有学校1.8所；学龄儿童入学率以五台县最高，达70％；以静乐、宁武、岢岚、河曲、保德、偏关、五台7个县统计，女生占学生总数的35％。1944年以后，随着忻州根据地扩大、环境相对稳定，广大农民自发创办一批民办小学，以五寨县为例，到1945年11月就有民办小学7所。许多小学教员在恶劣环境中坚守阵地、无私奉献，有的甚至献出生命，五台县1939年至1944年间就有郭勇、石兰亭等10多名教员被日伪军杀害。

抗战精神

永不磨灭仍被持续唤醒与传颂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抗战胜利至今，在忻州大地上，那些刻骨铭心的抗战记忆从来没有被遗忘，而是以各种方式在时光长河里熠熠生辉。

影视剧是表现抗战题材的重要载体，在光影流转中传递着不屈的民族精神。反映忻州抗战的影视剧作品主要聚焦热门战役，如《平型关》《忻口战役》《浴血雁门关》《浴血晋西北》《长城谣》等。六集电视剧《忻口战役》是1988年由忻州电视台本土制作的，首次全景式展现国共联合抗日的壮阔画卷，涵盖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等关键战役。2010年上映、次年登陆央视的电影《浴血雁门关》，聚焦八路军120师那场著名的雁门关伏击战，2012年获得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2015年由甘肃平凉和忻州两地联合拍摄的电影《浴血晋西北》，以八路军120师和暂编第一师36团团长高永祥为原型，讲述生于灵台、逝于五寨的抗日英雄高永祥，带领八路军战士浴血奋战、抗击日寇、收复晋西北，最终在五寨县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2018年，代县抗战电影《长城谣》首映，以徐明烈士事迹及雁门关、阳明堡战斗为背景，刻画了一位爱国晋商的女儿身为千金小姐逐渐自立自强、投身抗战的心路历程。2024年电影《续范亭将军》在原平开拍，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抗日题材的热度。

戏曲舞台以独特的感染力，让民族气节与家国大义在唱念做打中代代相传。反映忻州抗战的民歌、音乐、舞蹈、小品众多，仅最近两年，忻州艺术工作者就先后创排了新编二人台小戏《李秀琴》、情景剧《婶娘》、北路梆子现代剧《送荷包》《赵正午传奇·夜归》《滹沱骄子》等原创抗战情景剧。具有艺术突破和影响力的代表作品有北路梆子现代剧《情悟五台山》《云水松柏续范亭》《徐向前返晋》。

《云水松柏续范亭》由曲润海编剧、李学忠导演，“梅花奖”得主杨仲义等领衔主演，以铿锵唱腔与刚劲身段传颂续范亭将军的铁骨丹心，将其忧国忧民、投身抗日的赤诚品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徐向前返晋》由王笑林编剧、席凯导演，“红梅奖”得主郝建东等领衔主演，讲述开国元帅徐向前在抗战时回到山西的经历。这两部作品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主动跳出刻板印象，艺术表现力更加细腻丰富，还涉及战争对人性的影响，引发了观众深层次的共鸣。

反映忻州抗战的文学创作颇多，无论是凝练深沉的古体诗词、激扬澎湃的现代诗，还是情节跌宕的小说、史料丰富的纪实作品，都构成了一座体量庞大、内涵厚重的文学宝库。汇编或出版的图书只是文学创作的冰山一角，但亦可窥见这片土地上军民的抗敌历程与精神风貌。譬如长篇小说《给我一支枪》（张卫平著）、纪实文学《烽烟平型关》（糜果才著）和《晋北争锋——忻口会战》（童屹立著）等作品，展现了忻州军民在抗战中的英勇精神。2015年大型画册《图说忻口抗战》《血凝热土——抗战史上的忻州》出版，以图文并茂的方式重现了忻州抗战的历史场景。2024年6月，由忻州文化研究院策划编撰的《重返滚烫笔尖——〈抗战日报〉〈晋绥日报〉上的忻州》出版，分为上、中、下三册，共六辑，生动还原了忻州地区军民的战斗生活轨迹与走向胜利的壮阔历程，还发掘出一个曾在忻州存在过五年零十个月之久的“静宁县”的抗战往事，极具史料价值，填补了忻州近现代文化研究的一大空白。

报纸、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及新媒体平台，通过文章、图片、音频以及视频等多种形式，反复讲述着忻州大地上的抗战故事，使历史常忆常新。各地编印的文献上抗战历史从未缺席，徐向前元帅故居纪念馆、忻口战役遗址、雁门关伏击战遗址、南茹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白求恩纪念馆、西河头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忻州革命史纪念馆、续范亭纪念堂、忻口战役南怀化主战场遗址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构成了承载抗战文化、缅怀先烈的重要空间。采访仍然在世的抗战亲历者形成的口述历史，则为那段记忆留下了更为深邃的注脚。

抗战文化伴随着胜利的号角，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镌刻在忻州大地上不朽的精神丰碑。烽烟虽已散尽，但抗战文化对民族精神的重塑重构，以及其所昭示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光明与黑暗的对决、文明与野蛮的博弈，对于我们今天以史为鉴理性看世界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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