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是半夜里悄没声地落下的。

清晨推门，天地被这厚厚的棉被捂了个严实。空气是凛冽的，吸一口，直凉到肺部深处，却又带着一股子甜丝丝的味道。这是腊月二十五六的光景了，晋北的繁峙，黄土塬上的姚家庄，让一场大雪包裹着，跌进了年关。

年的气象，是从灶间最先漫出来的。那是一种复杂的、厚实的香，是面粉在热炕上散发出的麦香气息，是麻油在铁锅里“刺啦”一声爆出的焦香，更是黄米糕在笼屉里渐渐膨起、熟透后那股子朴拙的甜糯香。

母亲系着蓝布围裙，在窑里窑外穿梭。手是不闲的，额上沁着细密的汗珠，亮晶晶的。她发了一瓦盆的白面，盖着湿笼布，偎在炕头最暖的角落。隔一阵子就掀开看一眼，手指轻轻一按，那面团慢慢回弹，她便弯起嘴角，像看一个睡得深沉的孩子。面发好了，母亲就开始蒸花馍，窑里满是蒸汽。母亲从锅里端出第一屉，红枣嵌在馒头尖上，像点了朱砂。

年的声音，是碎碎的，却攒着一股劲。

村巷里，隔一会儿便传来猪的叫声，随即又沉下去。那是殷实的人家在杀年猪。肉香飘过巷子，飘过碾道，飘到我站着的土墙根下。我不走近，只远远闻着。

母亲从窑里出来，看见我立在风口。她什么都没说，走过来，拉住我的手，往家走。她的手很干，贴了两三条泛黄的胶布。手心却是热的，攥着我，像攥着什么怕丢的东西。

更多的时候，年是石碾子“咕噜噜”的吟唱。沉重，缓慢，一圈，又一圈。将黍子碾成金黄的面，将泡胀的豆子碾成糊。碾道旁总蹲着人，拉着家常，用笤帚把碾散的粮食归拢到中心。碾子的吟唱单调，却让人心里踏实，仿佛日子就是这样一圈圈碾出来的。

我家境况平常，年猪是杀不起的。母亲最大的张罗，便是那几斤凭票割来的肉和一只养了整年的芦花鸡。肉挂在窑檐下，北风里被冻得铁硬。夜里月光照在那条肉上，肥的像玉，瘦的像胭脂。芦花鸡还神气地在院角踱步，全然不知自己的命运。

父亲从代销社领回一张红纸，让对门读过私塾的王先生写对子。先生戴着老花镜，呵开冻着的笔尖，在一方缺了角的旧砚上缓缓磨墨。那墨在红纸上洇开，成了亮眼的黑。他悬腕，运笔，写“天增岁月人增寿”，写“春满乾坤福满门”。

我趴在炕沿，看他写。那个“福”字的田，方方正正，他写得极慢，最后一横收笔时，手腕轻轻一顿。我忽然觉得，那里面藏着一个我还不懂的热闹而庄重的世界。

最郑重的，莫过于“请神”与“安神”。年三十的黄昏，天色将暗未暗，是一种朦胧的紫灰色。村里响起零落的爆竹声，这里一声，那里一声，试探着年的门扉。

夜里，躺在烧得暖烘烘的土炕上。远远近近的鞭炮声渐渐密了，炒豆子一般。空气里弥漫着硝烟的气味，混杂着炖肉的浓香、新纸的浆香，还有窗外那股纯净的、冰冷的雪的气息。窗纸被外面挂起的灯笼映得微微发红。

父亲已响起了轻微的鼾声。母亲还在外间。油灯下，她低着头，缝着我棉袄上磨破的袖口。针脚细密得像谷粒，一行一行。我睡了一觉醒来，她的影子还印在墙上。

炉膛里的火，大概快熄了。只剩一点暗红的炭，在灰里静静地、暖暖地亮着。我迷迷糊糊地想，明天醒来，枕头下会有压岁钱吗？虽然只是几分，但那是崭新的票子，想着想着，便沉进了黑甜的梦里。

那是公元一九五几年，或是一九六几年，一个极普通的岁末。

后来我走过许多地方，经历过形色各异的、繁华的、新奇的年。可记忆的底片上，最清晰、最顽固的，仍是那个晋北小村庄里的“那年，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