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除了澽水河右岸，那个生养我的西少梁，最亲的，莫过于环椿坪村了。这是五台山区的一个典型山村。村子四面都是高耸的大山，中间是一块大约一里见方的坡地，北高南低。全村五百多口人，拥挤在北山脚下的山坡上。剩下的坡地，都被村民开垦成了一层一层的梯田。一条源自五台山的清水河，跌跌撞撞，从群山的怀抱中，一路南下，从村子东北角流入，在村落对面的南山岭下，划了一道弧，最后又在村子西南角，两座大山的接缝处，与从村西山涧里流出的县河和从西南而来的虑虒河一起，汇入了滹沱河。

与清水河一路同行的县道，穿过村庄，在村落西北与从南边陈家庄乡而来的一条公路汇合后，又逆行而上，一直通往五台县城。所以，尽管环椿坪四面环山，离县城尚有四五十里路，但与其他村子相比，并不觉得有多闭塞，或者贫瘠。

我是通信兵。从村东穿过一大片梨园，过一条干涸的土壕，就是我的哨所。三间瓦房，一个用砖墙围起来的院子。背靠一座陡峭的大山，后来我才知道这山叫羊驼寨。西边几百米就是环椿坪村了。东边坡地里，有一棵高大的榆树，一片酸枣林，几座孤独的土冢，是村里的一个墓地。南边是一大片村里最好的农田，十几层梯田，从哨所开始，由高向低，一直蜿蜒到南山岭下的清水河畔。1985年夏天，我从团机关学完电缆专业，一下到连队，没几天，就被派遣到了环椿坪哨所。哨所有两个老兵，一个是山东来的邵泽秋，1978年入伍，是哨长，另一个叫郭德龙，是北京兵，早我一年入伍，但我也叫他班长。在部队，即使晚一天入伍，在老兵眼里，你也是新兵。在我们连，环椿坪是最艰苦的一个哨所。尽管守着几条河，一年四季却靠车拉肩挑吃水。吃水困难不说，而且都是浑浊的泥水。说到清水河，平日里水量极小，难得挑一两桶清水。到了雨季，水量大增，水却变黄了。往往一缸水，经过漂白粉沉淀后，一半沉泥，一半水。也许是从关中农村入伍的缘故，对此我并不十分在意。因为相对宽松的时间，四季变换的山景，再加上和蔼可亲的村民，一日三餐无忧，而且吃的都是细粮，连一口玉米面都没有吃过，所以我反倒觉得十分惬意，甚至感到很幸福了。那时候，一个人一天有一块零八分钱的伙食费，觉得挺富裕——环椿坪哨所是陈家庄乡唯一有驻军的，乡上的粮站十分照顾哨所的兵，我们想买大米给大米，想买面粉给面粉。七毛四分钱一斤的菜油也从没限制过，买多少都行。连部在五台山下一条叫狐峪的沟道里，离哨所一百多里路程。每个月我都要坐半天的长途汽车，回连部报账。一次少则两天，多则三天，因为晕车，我每一次往返都要呕吐。好在那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体力恢复快，一下车，不到半小时就没事了。

二

哨所有一项日常公务，每天早八点、晚六点，要给连队值班室打一次电话。我刚下哨时，和老郭两个人扛着铁锨，一周上两次线路：周二，出门向西，翻山越岭，来回十六公里；周五，出门向东，来回又是十六公里。不同的是山少，河沟、梯田多。除了冬季大雪封山，周周如此，月月如此，风雨无阻。巡线，开始是两个人，老郭带着我走了两趟之后，就是一个人巡线了。再后来，两人有了分工，一人负责一个方向，不定期轮换一下。刚开始，一个人置身崇山峻岭之间，行走在茂密的灌木丛里，尽管手里有一把精致的军用钢铲，可我还是有些胆怯，尤其是突然间身边飞起一只野鸡，或者窜出一只野兔，都会吓得我心惊肉跳，要不是嗓子眼小，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半年后，我不但熟悉了东西两个方向的线路，而且喜欢上了沿途那些松林、灌木丛。尤其是到了秋天，山坡上怒放的红百合、野菊花，还有一些紫的、白的、蓝的不知名的山花。雨后松林针叶中冒出的大大小小的蘑菇，灌木丛中各种不知名的野果，沟畔上有挂满橙红果实的柿子树，沟道里有连片的橙黄的沙棘，还有季节河中裸露的大小卵石，偶见的一小块菜地等等，都让我充满了惊叹与喜悦。一旦某个方向，传回我的喊声，我都会看着那个方向微笑，长久地注视着苍茫的群山。

更让我感动的还是人。村里有叫安平子和米良子的两个中年男人。安平子是一个木匠，米良子是一名泥瓦匠。平时我们巡线还好说，可到了春秋两季的大整修，一两个人开展工作就显得势单力薄了。任务重，时间紧，只能求援了。只要我们开口，这两个人毫不含糊，放下手里的活计，立马扛起铁锹，就跟着我上线路了。除草、培土、刷漆，一个标石不落，一直和我们弄完东西方向三十多公里的线路，最快也要二十天。每天天刚亮出门，天黑了才回村。中午走到哪儿歇息在哪儿。饿了，啃一个凉馒头；渴了，喝几口山泉水。完工了，请两个人在哨所喝一次烧酒，就算答谢了。即使参与突发的通信抢修，两个人也从未拿过一毛钱的工费。硬给，安平子就发躁：“要啥钱啊，你们当兵，还不是为了我们……”平日里，就连哨所院子里的几块菜地，也被安平子承包了。后来，两个人年纪大了，爬不动山了，村里的二蛋和二宝两个人就接了安平子和米良子的班，三天两头到哨所来，遇到啥干啥，从不讲价钱、要报酬。因为这两个人与我的年龄相仿，动不动就提着一只鸡，或者一瓶烧酒来了。可我不胜酒力，那几年，没少被这两个“坏小子”灌醉过。我的酒拳，就是他俩教会的。醉酒，也算是我缴的学费。至今让我感慨不已的是，当年只要我在看书或者写作时，这两个人就绝不打扰我，且悄然包办哨所的一切杂务。我知道，在村民心目中，哨所的兵，就是环椿坪村的人。单就此一点，村里的男女老少就觉得在外村人面前特有面子。甚至说话的底气都足了，因为方圆几十里，就环椿坪长年驻有一两个解放军战士。而哨所能给村民的却少之又少。所以，每到晚上，我都会把哨所里那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打开，把几个仅有的马扎和板凳摆放好，恭候村里的人来看电视。尽管信号弱，时常雪花多、噪声大，但几乎天天都有老人或孩子们到哨所来看电视。记忆里说是看电视，倒不如说是听电视更准确一些。那一台电视带给大家的快乐，却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村里每年最大的节庆，应该是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了。每年村里都会筹资请县剧团的演员在村里唱三天大戏。这几天，平日里稍显冷寂的村子像集市一样热闹，家家户户都会盛情款待到村里看戏的亲戚朋友。男女老少喜气洋洋，仿佛憋屈了一冬的郁闷和所有的晦气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一年的好运气立刻降临、五谷丰登似的。这个山村在婉转、高亢的戏腔中沸腾了，哨所的战士，自然都会被几个熟识的人家邀去，坐在温热的火炕上，和宾客一起聊天、吃饭，甚至划拳喝酒。二蛋，姓梁，叫书亭。他打小就没了父亲，是母亲把他们兄弟俩拉扯大的。二蛋的哥嫂分家单过了，方方正正的石头院墙里，就二蛋和他的母亲。记得我到哨所的第二年，有一天，二蛋把我叫到了他家。他母亲用小碟子端出了干煸的扁豆，从地窖里拿出了用玻璃罐头瓶腌制的酒枣，然后站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食用，她早把我当作了她的儿子了。那一年，我十七岁，感恩她给予我母亲般的关怀。那一年，也不例外，戏唱了三天，我在二蛋家吃了三天。最后一天，我陪来看戏的亲戚喝酒，不小心喝多了，急得他母亲在炕底下直抹眼泪。后来又吩咐二蛋把我搀扶着送回了哨所。紧跟着，自己养了十几箱蜂的二宝，就拿着一瓶隔年的蜂蜜来了。那些年，保障线路畅通，少不了沿途的群众。所以，连长常说，和群众搞好关系，也是我们的一项工作。因为连长这句话，年轻的我醉酒自然也就被默认了。

三

时隔四十年，我决意去回访那片山地。我邀请了在那工作过的老兵缑志华一同前往。重访故地，缑志华慨然应允。七月，是山地夏天的开始，我先赶到石家庄和缑志华会合，缑志华开车拉着我最终在环椿坪村南边的陈家庄出口下了高速。一看时间，也不过九十多分钟。几条交错的高速，让老区与城市连在了一起。一路上，群山巍峨，重峦叠嶂，沟壑相连，满目苍翠，轿车像一只小鸟，在大山中自由飞翔。一下高速，二宝和二蛋站在一辆白色的轿车前等候。二蛋从太原的一家企业退休后，回到了环椿坪。二宝姓韩，叫宝荣，一直在村里。在环椿坪，二宝是一个能人。他养过蜂，开过饭店，如今不光承包了村里的二十多亩地，还投资七八十万元，购买了两台大马力的拖拉机，还有旋耕机、播种机、打包机等农业机械，和儿子一起，成了当地有名的农业机械手，一年的收入十分可观。我们没有直接回环椿坪，而是向南来到了一家酒馆。我十分羡慕能喝酒的人。席间，他们三个人，围住一大锅肉炖菜，畅快地喝起了酒。我呢，至少喝了十几茶杯开水。回到村里，我和缑志华住在二蛋家。四十年前，我就曾醉卧在这间屋子的火炕上。一晃四十年过去了，物是人非，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已作古多年，火炕变成了席梦思床。

我们在环椿坪住了三天，在二宝和二蛋家轮流住着，缑志华健谈，饭后总是盘腿坐在沙发上，几个人一起追忆当年往事、糗事，谈到高兴处，大家眼角都闪着亮光。我发现村道全是石块铺设的，还是过去的格局，弯弯曲曲，时宽时窄，偶尔可以看到一蔓豆角，或者花草，从谁家的墙头爬出来。但走遍了全村，除了一个打扫卫生的妇女，很少见到人影，唯有村子大巷里那棵五百年的古槐，仍散发着强劲的生命力。年轻人外出打工了，孩子们到县城读书去了，村里留下一些守家的老人。如今，当年我们维护的那条电缆早“退役”了，哨所也撤了。对环椿坪村而言，我成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但我与这个山村，与村里人的友情，却一刻也没有淡漠。似乎随着岁月的推移，“哨所”这个概念，早被“环椿坪”替代了。对哨所、对地缆线的所有记忆，也都变成了对山村的眷恋。

傍晚时分，一阵低沉的音乐声吸引了我，在村中央戏台后的一块空地上，八九个中年妇女正在婆娑的灯影里跳广场舞。尽管舞者尚显得有些拘谨，动作也不甚整齐，却让环椿坪这个寂静的山村，在夜幕下显得无比俏丽，流淌着时代的韵律。夜风习习，此情此景，我倍感欣慰。那一刻，已经有些斑驳的记忆，似乎又清晰了。

环椿坪，与生养我的西少梁一样，是我一生也无法绕过的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