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长城第一堡——老营

□卢银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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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忻州晚报 》( 2025年11月26日 第 03 版 )

老营今貌。郝建华 摄

土窑洞民居

今日老营城街道一景

  历史名城

出偏关城南门,沿关河北岸东行,沿途可观赏响水村关河段的蛤蟆石景观,还能见到明代驿站腰铺遗迹,随后阳坡店北梁上的明代韩家坪堡便映入眼帘。继续东行,抵达八柳树村南,除了领略关河沿岸错落分布的村庄与堡寨风光,北面小山平台上的八柳树戍堡也格外引人注目。紧接着经曲家湾、黄家营、方城、岩头寺,便至明代兵营小营堡,隔关河向南望去,林家坪堡的轮廓清晰可见。继续前行不久,老营城便近在眼前。西门上方“威望关河”的题字赫然在目,门前开阔平地原为明代校军场,西北侧不远处矗立着新修复的点将台。

顺公路绕行至老营城北城墙后侧,能够看到虽然墙外层砖石已剥落殆尽,但裸露的夯土层纹理分明,尽显历经沧桑的雄浑风骨。抬头北望山梁,四座间隔均匀的烽燧敌楼依次排开,默默守护着这座古城。东侧源自北山岭的内长城与老营城东墙平行向南延伸,至关河处飞跨而过,直奔南山而去。行至南城门洞东侧,一座小型帮城的遗迹轮廓清晰可辨,更添城防体系之宏大。

老营城坐落于群山环抱的关河盆地之中,是一座规制严整的长方形营堡,东西长约一里,南北阔半里多,周长约五里,墙体高厚坚固,尽显“金城汤池”的雄关气势。老营主城的始建与明代“土木之变”直接相关。明正统年间,太原镇总兵杜忠奉命主持筑城,初建时为夯土结构,设守备官统兵戍守。“土木之变”发生后,朝野震动,朝廷下令在北方边地广筑营堡、增兵设防,老营堡的修建正是这一防御战略的重要体现。

老营堡地处太原镇偏头关与大同镇平虏卫的交界地带,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若游牧民族骑兵突破大同塞北防线,便可从北部平坦地带南下,劫掠朔州、神池、宁武、忻州等地,直逼太原;同时还可向东袭扰平鲁、向西进犯偏头关。于是,作为偏头关东部防御的前沿阵地,老营堡建在狭窄的关口之地,由驻偏头关的太原镇总兵管辖,成化年间后,又增兵备道及山西巡抚统筹节制,最终发展为与偏头关比肩的边地军事重镇。

自明正统年间总兵杜忠始建后,驻防偏关的文武官员又纷纷进行接力扩修,老营堡逐步扩建为老营城,成为仅次于偏头关城的边地要城。明代称“营”的区域,特指驻军规模较大的核心营区。据史载,彼时老营堡与偏头关常并称“偏老”,二者齐名且规制相近,均为太原镇总兵、山西巡抚直接管辖的核心军事营城。据《明实录》载,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西巡,出京经大同南下,自平鲁境折西,抵达老营堡驻跸,随后前往偏关城驻跸,前后共在“偏老”地区驻跸十余天,足见老营在边地的重要地位。清雍正年间偏关设县后,老营城恢复“老营堡”旧称,隶属偏关县管辖。

老营城作为守护内、外长城的军事营城,可谓明代“外三关”长城防御体系中的核心关隘,在中国长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建筑规制融合长城防御与营堡驻兵功能,在同类军事设施中独具特色,集中体现了明代边地营城“多重防护、攻防一体”的建造理念。

老营城首次大规模修缮是在明嘉靖年间,当时朝廷派山西巡抚韩邦奇统筹,地方兵备副使贾启、游击将军祝雄督工,征调三关戍卒及民壮伐木采石、烧砖制瓦,在原建基础上进一步向东、南两面扩展,使营堡周长从初始的二里拓展至五里。此次修缮还将最初的夯土城墙通体包砌条石,创造了石墙建造史上的奇迹。同时增建营房一千余间,城垣上设敌台六座,东西门均筑瓮城,城门之上修建砖木结构箭楼,整体形成气势宏伟的军事防御格局。这项集拓建、包石、增建于一体的浩大工程,仅用半年便告竣工。

八载过后,山西巡抚曾铣主持修筑丫角山至老营南界的内长城。这段长城途经老营时,在城东一里处与关河三环洞桥的二层望楼衔接,形成“过桥长城”的独特形制,随后向南依山势延伸,与宁武关长城连为一体。老营关河三环洞大桥的重楼隘口,史称“偏头关东关河隘”,据《偏关县志》记载,其建筑规模与西界关河隘口桥楼相当,共同构成守护营城的水上防线。

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设老营守御千户所和总兵官,受辖于山西都指挥司,一直沿袭到清代中期,与偏关守御所平级,长官为千户、指挥。嘉靖二十年(1541年)设参将领兵驻防,称老营援兵营。驻偏头关城的山西镇总兵,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移防山西北部中路咽喉内长城宁武关,随即老营参将率兵移驻偏关为分守山西西路右参将,移出的游兵营复归。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在内长城关口的老营设置山西镇,辅助宁武关总兵镇守塞北地区,配合支援太原镇与大同镇出现的战事。随后,老营游兵营移驻马站堡。从守备再到游击、千户、参将、副总兵以及守备下属千总、把总、掌印、巡捕、监收等,各等级别官职,几乎都曾在老营设置。像老营这样履历丰富、序列完整的营城,在九边重镇中也不多见。

明万历初年(1573年)对老营堡进行第二次大修,升格为“老营城”。万历六年(1578年)又一次大规模地展拓修整。在整齐美观的石头城墙上增加六尺高的清一色砖墙,又在砖墙上增加五尺高的女墙及垛口墙,形成雉堞如齿,环以垛口、射洞的格局,呈现出三丈六高的城墙巨貌。同时重修城门,新开一门为南门,形成三门为城的特色。城墙顶上再增加跨出墙外的望楼,尤其是四面角楼突出。

明万历八年(1580年),还在老营城正北山梁建造郭城(外城),与老营城相接,形成周八里的里城与外城,目前,这座老营外城是全国城堡中保存完好的一处郭城。万历十二年(1584年),守备赵有麟、李文臣在北山岗郭城内修左烽墩、中烽墩、徐家峁墩、右烽墩,每墩修小罗城一座,驻兵把守。据史料载,“天启五年(1625年),协守老营副总兵曹鸣雷复修护此四个敌台,慎固封疆,晋北重镇在此矣。”老营城东一里的东关河隘口桥楼,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由兵备赵彦重修。此关楼今已毁。

时至清代,又新建一座“南关小寨”,东墙与西墙分别与营城东墙、南门瓮城东墙相连,延伸至关河畔。

老营城建在由东向西的关河北岸东西冲口处,形成三城相连、北面向山、南面临河、长城外护、烽台环绕、关河堡垒守望森严之古战场形貌。老营城墙夯土高筑,砖石相包,犹如钢浇铁铸。老营堡是明长城山西镇重要关堡,有“中华长城第一堡”之称。

旅游景观

老营城坐落于关河北岸的平坦地,被群山围成“凹”字形。老营主城门——东城门,高大的城门洞门额上有一块大石匾镌刻“老营城”三个行楷大字,并书“万历六年”与“朝廷及地方官员修建”等小楷字体文字。

与偏关城所不同的是,老营东城门是主城门,其瓮城与偏关城南门瓮城是一样的威严、豪华、气派。南门瓮城外门额石匾阴刻楷书“保障”二字并署“隆庆五年”,内门额石匾阴刻楷书“南控雁宁”四字,署“万历八年”;西门瓮城外门额石匾阴刻楷书“威望关河”四字,内门额石匾阴刻楷书“晋北锁钥”四字,两匾皆署“万历八年”。城门洞内石砌基础墙体,所有石块用锤錾修整为长方形状,每块方正的石头面上,雕有十分精细的锤錾剔面,为全国罕见的锤錾雕刻石料范例。

总观整个老营,北山梁有四个敌楼。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山西巡抚曾铣从北35里处的丫角山沿旧边(北齐长城)修内长城,帮城与长城并行800米,两道墙体最近处不到10米,形成了“双龙”并行的景观,凸显着老营城的磅礴气势。

历史上的老营城,曾经与偏头关城一样名震古今,长城外护、营城雄伟、关河怀抱、林木葱翠,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以及多元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丰厚的民俗典故,整个老营镇境内长城连绵,烽台林立,内外长城交会,更具开发价值。

随着长城和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开通,老营城区位优势更加明显,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踏足长城,漫步古堡,寻访古迹,充分感受边塞风情带来的壮烈与浪漫。近年来,老营城内进行整修,东城门焕然一新,西城外一座具有明代风格的“点将台”雄伟壮观。堡内原古老的“四大街、八小巷”开发成农家小院、城墙土窑洞,更具旅游开发价值。

古迹与民俗文化

自清雍正三年(1725年)老营城称老营堡归属偏关县后,长城内外大一统,战事彻底平息,逐渐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大量士兵解甲归田落籍为农。老营逐渐成为繁盛的商业大堡镇,姓氏亦有六七十姓。城内街道旧时为四大街八小巷,一直延续至今。清代朝廷大修祀典,老营堡内建有大量的寺庙建筑。主要有城隍庙、玉皇庙、观音庙、玄帝庙、文庙、文昌庙、魁星阁等30多座庙宇。堡南门外有藏经阁遗址。官署有参将署(后为副总兵署)、老营守御千户所署、东衙门等,还有点将台以及周围13个戏台。堡内还存有三米多高的大石狮,以及明代战事碑、清代重修寺庙碑、名人石碑石匾等,历史文化底蕴十分厚重。

城之东南5里的南梁上有老营“文笔塔”一景,由13层石条垒砌,总高约7米,又名“老营石笔”。刻有“文星拱照”和“山海凤鳞”,此石笔塔建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八月。老营城在明朝出贡生8名,清朝出贡生43名,分别任府同知、知县、县丞、教谕等职。清末至民国初期设立私塾,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老营设县立二完小。

老营段家为木工巧匠,传说祖先曾为明时宫廷巧匠,雕刻的花卉鸟兽,颇为生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要过“灯油会”,又称“九曲黄河阵”。人们牵牛犁线,栽杆摆阵,捏灯加油,祈盼灾消祸免,一年内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健康平安。用面捏或者用土豆削制灯碗,内加胡油,放在栽好的木桩上,傍晚点燃,为防止风吹灯灭,还用锡箔五色纸做成灯罩。这一活动一直流传下来,至今仍有“九曲黄河阵,由东往西顺。走在西南角,倒返转角顺。打开南天门,东方自由行。正北拐个弯,西方送至中……”的歌谣。老营城民俗文化活动丰富,燃旺火、挂红灯、扭秧歌、唱大戏,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949年,老营镇境域属偏关县第三区,1984年9月,由五星公社改为老营镇。截至2020年6月,老营镇下辖11个行政村,镇人民政府驻老营村。

如今的老营镇,是“全国卫生镇”。2017年老营古堡被评为“忻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被评为“山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