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灯点亮夜色张玉明摄

“放河灯”祈福许愿　宫清华摄

河灯会上看二人台演出　王春梅摄

河灯会盛况

制作河灯宫清华摄

一盏灯，一条河，一部史诗。河曲县位于晋、陕、蒙交界的黄河拐弯处，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县城。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当地都会举办河灯会，人们用五色蜡纸制作河灯，到禹王庙祭祀河神，然后将点亮的河灯置于黄河之上，以寄托对故人的哀思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关于这一习俗最早的记载可见于明万历《河曲县志》：“明弘治十三年，知县李邦彦率众祭奠大禹，放河灯。”千盏花灯顺流而下，光影与涛声交织，这场延续千年的仪式，既是献给大禹的古老祭礼，也是走西口人留给故乡的深情注脚。

夕阳西下，皓月初升，宽阔的黄河横卧眼前，河面平静，在夜色掩映下宛如一块墨玉镶嵌在大地之上。随着一声爆竹响，河面上骤然亮起了飘动的灯火，一盏、二盏、三盏……不一会儿，五颜六色的河灯便摇摇曳曳随波逐流，星星点点，如一条长龙浮游于水面。慢慢地，数不清的河灯疏疏密密地在大河上轻漾，犹如漫天星辰泻入长河。河灯会丰富了传统节日的历史文化内涵，不仅保护了沿黄文化遗产资源，更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弘扬。古老的放河灯习俗已成为河曲交流文化、发展经济、联络情感的重要载体。

那么这场光与水的仪式，究竟从何而来？考古学为我们勾勒出一条清晰的传播路径。河曲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有火焰纹饰，与《山海经》中“烛龙衔烛”记载相互印证，揭示了中国先民对光与水的原始崇拜。这种崇拜在春秋时期已初具雏形，《诗经》中描绘了郑国男女执兰秉烛的祓禊场景，西汉时娘娘滩一带亦盛行水上祭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水上灯仪比佛教传入中国早了近千年。佛教的传入确实为河灯文化注入了新元素，但究其根本，河曲河灯会中保留的“祭心灯”仪式，其核心仍是上古祭祀文化的延续。

站在河曲禹王庙前，看着万千河灯顺流而下，忽然明白这闪烁的灯阵正是文明对话的密码。河灯之源，实为人类对光明的永恒追寻，对流水的本能敬畏，对逝者的深情告白。这种超越地域的文化共鸣，正是东方大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动人的魅力。保护河灯文化，不仅是保存一种民俗形式，更是守护人类共同的精神基因。

禹迹：神话照进现实的治水密码

河曲古称“隩州”，《禹贡地域图》中清晰标注“治水始此”，民间相传大禹治水时在此劈开“龙口”。河灯会举办前要举行祭禹仪式，僧人在旁诵经，民众把做好的河灯供于神龛前进行祭奠，祈求神禹为其消灾免难，保佑地方风调雨顺。夜幕降临，主持人鸣炮并点燃火把，僧人诵经，并列队将神位前的花灯送到渡口，船工划着满载各种河灯的木船，逆水向上游行驶，在急流中心抛锚停立。待准备就绪，乐工们便“咚咚咚”地奏起乐曲，伴随着乐声，一盏盏花灯被放入河中。河灯放置的数量也有讲究，一般每天放河灯360盏（因农历每年有360天），代表着民众希望一年360天日日平安快乐的美好寓意。

几千年来，禹文化在河曲哺育出无数英雄儿女：河曲人杨谦父子三代用血汗凿通灌渠，变河套荒漠为“北国粮仓”；王海元带领村民以“愚公移山”之志，筑堤造林、淤地改田，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创造了“黄土高原绿洲”范式。大禹精神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它体现出人与自然动态平衡的东方哲学，治水从来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父子接力”“全村奋战”的共同体叙事。

黄河在河曲的每一次转弯，都撞响了文明的钟声。而河灯会作为当地民风乡情的缩影，和百姓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息息相关，其产生与发展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勇于进取的精神境界，印证了黄河流域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内涵。如今，河灯会已成为晋、陕、蒙交汇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民俗文化品牌。

祭祀：河神信仰的千年文化密码

河曲县西口古渡的中段建有禹王庙，俗称河神庙，庙内供奉大禹神像。在我国，凡属巨川大河水患频仍之地，都会祭祀大禹。据道光十三年《禹王庙重修碑记》云：“河邑自建其庙宇，斯土居民饮撰久蒙其泽，黄河之水自东北而下，狂澜之发而无泛滥之忧，成胜境矣。”每年的农历三月十八是祭祀日，七月十五为古庙会日。每到祭祀日当晚，夜幕中，人们会向河中投放365盏河灯，以求禹王保佑。古会期间，禹王庙张灯结彩，毗邻的蒙陕两省区的百姓都会渡船来到这里。

祭祀作为华夏文明的精神基因，贯穿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考古证据显示，山东日照天台山至今保留的太阳祭仪（市级非遗），完美复现了先民以篝火、谷物敬奉太阳神的场景，印证了《仪礼》《周礼》中“礼之三本”（天、地、祖先）的信仰体系。这种“天神称祀，地祗称祭，人神称享”的古老分类，构建了中国人“敬天法祖”的宇宙观，成为封建时代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

明正德十三年，皇帝朱厚照巡视长城防务时，途经河曲，遵循当地习俗祭祀河神，揭示了祭祀作为国家仪典的深层意义。在明王朝与残元势力隔黄河对峙的背景下，这场由武英殿大学士撰文、州官主祭的黄河神祭祀，实为一场精心设计的“权力展演”。通过祭祀强化“天授皇权”的合法性，震慑边境异族势力。禹王庙壁画《州县共祭》《邑人同祭》显示，官方刻意将蒙汉共祭场景升华为“天——神——君——民”等级制度的具象化教材。春秋两季的固定祭仪，既祈求黄河漕运畅通，更为晋陕蒙商道赋予“神佑平安”的精神契约。如今，河灯会已经从神圣祭典升华为文化遗产。

明清时期河曲禹王庙祭祀的繁复流程（三跪九拜、九碟贡品、特定乐舞），折射出农耕文明对自然力的敬畏。而当代祭祀文化已发生本质转型——功能转化：河灯会等活动成为联结晋陕蒙的文化IP；载体创新：清明、端午等时令祭祀活动已发展为非遗传承，强调社区认同而非神灵崇拜；精神重构：现代人通过祭祀仪式追寻文化根脉，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趋吉避凶”。

祭祀既是华夏民族精神成长的年轮，也是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棱镜。从原始篝火到非遗盛会，祭祀文化始终在“变与不变”中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对自然的敬畏、对历史的尊重、对集体的认同。在文化自信建设的新时代，如何激活这份遗产的当代价值，仍是值得深思的命题。

走西口：苦难史淬炼的灯语密码

清代至民国，无数河曲人“走西口”谋生。临行前，亲人会制作“平安灯”放入黄河。现存咸丰年间的《灯簿》记载：“一盏灯油尽，千里人未还”。

历史溯源：北宋至金元时期，河曲作为黄河水旱码头与军事要塞，已初显蒙汉文化交融的雏形。北宋末河曲人口近万，金代激增至四万，成为北方经济文化重镇。元代虽撤州并县，但民间贸易与文化交流未断，为后世“走西口”埋下伏笔。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开放“黑界地”，允许汉民垦殖蒙古土地，开启“西部大开发”序幕。河曲成为政策受益者，获准“走出去，引进来”，移民潮由此爆发。

走西口历经三个浪潮。1、黄金码头：康熙三十六年始到乾隆年间的河保营（河曲新治）商贾云集，人口激增十倍，被誉为“康乾盛世的小北京”，形成“五方杂处”的繁荣景象。2、移民悲歌：血泪交织的生存史诗，突显经济推力与人性挣扎。咸丰五年（1855年）山西大旱，民歌《走西口》唱出底层民众的呐喊：“有钱的粮满仓，受苦人真可怜。”一封“西口外好收成”的家书，成为穷苦人背井离乡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时，西口古渡是希望与死亡的交界，移民在禹王庙跪拜后登船，多数人客死异乡，或遭土匪劫杀。民谣“每船装满扳船汉的血”道尽黄河船工的命运。3、移民潮的终结与精神遗产：户籍制度终结了多年的人口流动，但“走西口”的文化基因深植民间，成为民俗文化的一朵奇葩。走西口放河灯将个体苦难升华为民族集体记忆。

基于河曲文史档案，以历史事件为骨、民歌民俗为魂，构建“走西口”的宏大叙事：1、经济层面：开创了晋陕冀与蒙古地区的贸易网络；2、文化层面：促成蒙汉习俗、语言、艺术的深度融合；3、精神层面：塑造了坚韧、开拓的“西口精神”，至今晋商文化、黄河文明仍被研究追溯。

河曲的西口古渡，既是地理坐标，更是文化符号。它见证了封建王朝的兴衰、移民的血泪与韧性，以及民俗艺术对苦难的超越。如今，河灯依旧飘荡在黄河上，仿佛在为那些走西口的壮士低吟：“山尖尖高不过天，好男儿的心思在天边。”

悠久的中国戏曲文化源于远古的祭祀。秦、汉时期，戏曲的表达是在比较重要的祭祀典礼上出现的一种形式，是表达《诗经》《汉乐府》内容的民间小调。

而最早出现戏台时，是以广场、露台形式逐渐呈现的，之后才有庙宇乐楼、瓦市、宅第、厅堂，慢慢变成了亭台、酒楼、戏园，并展示出戏曲的发展。

清同治版《河曲县志》卷八记载：“琴阁清和镇日开，弦歌声起古荧台。（琴：器乐。阁：旧时楼房的一种，周围开窗多建于高处。荧台：北宋早年，河曲称荧台，意为表演的场地）”。这首诗大概意思是：“荧台建有演唱的亭台楼阁，在天气非常晴朗的时候，从那里传出有丝弦伴奏的歌声。”从中可以看出河曲古戏台、丝弦伴奏演唱，早在北宋时期就形成一整套传唱体系。那么，“弦歌”又是什么年代开始传唱呢？据县内资深专家考证，它是从民间舞鞭（霸王鞭）玩艺与前期祭祀小曲相辅相成而萌芽的，河曲民间“舞鞭玩艺”活动记载在宋史资料《杨业传》内，杨业祖籍古火山，那时学艺练武者较为普遍，边舞边唱盛行，民间曾兴起大唱“颂杨歌”的热潮。清道光版《河曲县志》有诗曰：“几见将军胆气雄，骄胡百万敢当锋。至今虹映黄河水，犹似当年血战红。”在弦歌传唱中还记有《将军令》等等，佐证了北宋前就形成了弦歌的唱法，从而论证出“戏台引深了河曲民歌的传承，民歌拓展了戏剧舞台的发展”的演变过程。

戏台的出现为戏剧走进生活搭建了平台，水西门码头的蒙汉融合推动多元文化以及民歌、戏曲、二人台发展达到高潮。河曲县遗存至今并完好保存的古戏台有罗圈堡龙王庙戏台、大埝墕戏台、禹王庙戏台、常家墕戏台、边家沟戏台、白洼戏台、曲峪戏台等十多处，建于清代初期至清晚时期。

清乾隆十六年，鉴于蒙汉交易频频，且有禹王造福于民的人神信仰，政府在黄河岸畔水西门修筑了禹王庙，82年后也就是道光十三年又重修扩建了禹王庙。有碑记曰：“河邑人民多在口外贸易，贩运各物，俱起载于水西门。是水西门为货物辐辏之区，商旅往来之地，舍舟登陆，适当其冲。”的确，大船、驮脚运输，川流不息，经济快速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也繁荣兴盛起来，一些工商富户首先想到的是“歌舞娱乐”。于是，由他们出资，“炭船社”“河路社”的扳船汉出力，在禹王庙前增建了雕梁画栋的大戏台，在秋季七月十五的祭祀日唱“许愿戏”，推动着民间歌舞滚动式前进。

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交融。经济决定文化的产生、发展，文化又反作用于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清同治年间，水西门外的“黄金码头”日进斗金。商贸的繁荣同时也迅猛加快了民间歌舞的进程，一个又一个的二人台班社相继成立，据河曲文化功臣张存亮讲，有巡镇樊家沟的樊贵桌（百灵旦）班、唐家会的李有润（万人迷）班、双庙村（美人鱼）班、沙坪村的菅二毛（芝麻旦）班等等。

每逢七月十五，“河路社”举办庙会祭祀、放河灯时，都要请他们中的某班社在禹王庙戏台演出助兴。文化娱乐活动带动着河灯会规模不断扩展。歌唱与舞蹈完美结合，而原汁原味的远古祭祀形式相对减少。

戏台上演的小戏日趋繁荣起来，民间老艺人创作了代表剧目《走西口》。原始唱词：

“走脱二里半，拧回头来看，我看见小妹妹还在房上站，一溜簸箕弯下了大河畔，西门口上大船，丢下我命肉蛋。”

二里半是县城北元村的一个自然居民点，这里离水西门渡口三里多，当年界碑在民国年间还存在。

这首小曲唱出了走口外的路线，说明《走西口》优秀剧目诞生在河曲，河曲人创作的《走西口》成为晋、陕、蒙二人台剧目史上的常青树，久唱不衰。

禹王庙戏台的兴盛，一部部经典二人台剧目的展演，传递的是当地百姓的真实生活写照，台上角色不变，台下人们的相互往来、生活方式发生着巨大变化，这就是戏剧人生。剧目《珍珠倒卷帘》《惊五更》《绣花灯》《打樱桃》《打后套》《红云》《水刮西包头》《五哥放羊》《南泥湾》《洪波巨浪》《大刀记》《蜜果缘》《大河湾》等层出不穷，并且随着时代的更迭不断创作出新内容，老戏台却“我自岿然不动”，年年月月、风风雨雨、历百年千年……

河灯制作：匠心流转的工艺密码

河曲河灯会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创作过程凝结着黄河儿女的集体智慧。从明代弘治十三年县志记载的祭禹仪式，到当代万盏河灯点亮黄河的盛况，制作河灯这项技艺历经赵福田、赵引才、许三如、赵埃成、赵六十一、张存亮、王文才、刘喜才、赵银栋、苗留定、秦文理等五代匠人的接力传承，形成了木架龙船灯、高粱秆造型灯、斗型灯等三大体系。

民国时期，每逢秋季河灯会到来，河路社会首便提前几日组织大批能工巧匠制作河灯，预定戏台上演的曲目。庙内庙外，台上台下，参与者人山人海。

“河路社”“炭船社”及各班演艺团体十分重视七月十五放河灯活动。有句俗话：一人拾柴火不高，众人拾柴火焰高，河灯会靠的就是大家的参与，你家一盏白菜灯，我家一盏西瓜灯，他家一盏葫芦灯……相互竞赛看谁家心灵手巧，使河灯工艺质量也得到了升华。

匠心流转的工艺密码：

1、龙灯制作，以木架为龙骨，糊裱彩布后施以桐油防水，龙腹置黄油灯芯，既符合流体力学又兼具祭祀功能。

2、小灯则用五色纸剪贴、彩画、裱糊而成。灯座底部要刷桐油，防水浸破不能漂流（现在用石蜡代替）。刷桐油后即刻贴少许砂子（增加重量以防水大翻船），灯芯一般用苇节裹棉花蘸胡麻油点燃。

3、斗型灯革新：蜡光纸折叠浸蜡后黏贴河砂，既防风浪又延长燃烧时间，使360盏河灯象征全年平安的祈愿更加绵长。

4、文化载体演变：从羊皮水灯到彩纸工艺，材料简化却保留了文化内涵与走西口移民的乡愁寄托。

河灯会以“非遗”模式焕发新生，2024年三天燃放10950盏河灯盛况空前。夜幕下的河面呈现魔幻现实图景，无人机编队在空中组成“国泰民安”的光阵，与水中传统河灯交相辉映。其知识性、趣味性、大众性三大特质，通过《河灯档案》的系统整理，成为研究黄河民俗活态传承的珍贵样本。当无人机光影与古老河灯共舞时，这项穿越500年的技艺仍在续写着“一河观三省”的文化史诗。

七月十五晚上，沿河三省居民纷至沓来。会首手持火把引路，百姓们把他们精心做好的各式河灯在船工的指导下漂放河中。灯海非常壮观，视者赏心悦目，祭者心灵得到安慰，同时戏台上的唢呐、鼓声、锣声也在响起，又一场戏剧在登场。

一代又一代流传继承下来的民间习俗活动，在寓教于乐中，让广大民众受到了文化的熏陶。

文旅局设计的“电子操作台”，将民众祈福实时投射到河神庙戏台下的墙壁上。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混搭，恰如学者所言“传统的发明”。在相关部门规划下，古老的河灯会正衍生出灯光秀、民歌大赛、非遗市集等新民俗形态。

文化学者注意到，年轻一代的参与方式正在发生改变。抖音主播“河灯小妹”拥有百万粉丝，她的直播让河灯文化突破地理边界。大学生开发的AR应用，扫描河灯即可观看三维动画演绎的禹王故事和明代河曲知县李邦彦率众祭祀放河灯的场景。这些创新实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化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形态。

当最后一批河灯消失在河道转弯处，很多观者突然理解了这场仪式更深层的意义。在现代化进程中，河灯会已成为黄河儿女的精神锚点——既是文化认同的标识，也是应对现代性焦虑的解药。那些随波远去的灯火，载走的是个体的忧愁，照亮的是文明的来路。

结语：河灯长明

暮色四合时，河曲的灯火次第亮起。这些从大禹治水的传说里漂来的光，携着祭祀的鼓点、愿戏的唱腔、走西口的哽咽，在黄河的褶皱里流转千年。手工灯盏的竹骨蒙着宣纸，如今映出数字技术的虹彩，却依旧丈量着这条母亲河的文化水位——那些被河水冲刷的文化记忆，终将以光的形式重新上岸。

2024年的春夜，河灯会拥着星子般的队伍走进南京“点亮中国灯”的殿堂。人们突然读懂：这漂流的何止是灯，分明是黄土地与苍穹签订的和解书。每一簇火苗都在诉说，说岸边老妪用皱纹供奉的虔诚，说游子隔着山海关吞咽的月光。当河灯顺流而下，故乡就坐在灯芯里远行，而远处的游子正逆流而上，在每一盏摇曳的光晕中认领自己的籍贯。

“燃灯处是故乡，灯亮处是远方”。河曲人把地理的辩证法折进灯船，任其在历史的河道上摆渡。你看那明明灭灭的灯阵，多像祖先用火光刺绣的族谱，针脚里藏着治水的智慧、迁徙的勇气，以及所有关于团聚的隐喻。今夜，整条黄河都成了光的河床，而每盏灯，都是醒着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