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庸碌一生，悄无声息。另一种人燃烧自己，照亮他人。邢仁让，从先生的姓名看，仁，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词汇之一，儒家学术之本，表示友善、尊重、关爱、同情、和谐、互助之意；让，温良恭谦让之让，表示谦恭、礼让。一个人的姓名被长辈赐予，或许蕴含着人生境况，对于邢先生来说更为贴切。他的名字当中蕴含的文化意义，也是他一生的修为象征。

我和邢老师没有多少工作上的交往，个人之间也没有深入交谈，但这并不妨碍我对邢老师的敬重。想起邢老师，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几个画面：邢老先生病重时，我和几位好友前去他的家中探望的场景；参加邢老师的德教碑落成仪式的场景；还有邢老先生在狭小的办公室临摹字帖的场景。

邢老师幽默风趣，与他交流常常令人轻松愉快。我记得邢老师讲过一个笑话，有人看到脚踏琴是脚踩踏板发音，当别人不知道小提琴是什么乐器请教他时，他猜想在胸脯上拉的琴，一定是脯琴，就说那是脯琴。

在老干部宿舍最东边的单元四楼居室里，邢老师坐在沙发上，阅读一本大字版的字帖。我大概为邢老师照了十几张照片，现在想起来的就是书房读帖和他坐在剧院台阶上的照片。

1985年，我从忻州师专英语系毕业后在定襄县教育局参加工作。那时候，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背诵古代诗词，临摹柳体《玄秘塔碑》。后来经过吴廷秀老师的介绍，我拿着临摹的柳公权《玄秘塔碑》的寸字作品，向邢老师请教。邢老师热情地介绍了县书法协会的几位老师，邀请我参加了之后的书法活动。在同道们的影响下，我开始临摹颜真卿《勤礼碑》和《麻古仙坛记》。前后大约经过十年的楷书临摹，为我后来写行书、草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研究学习狂草之后，更加深切体会到楷书用笔、结体的重要性。众多学习草书者难以突破的主要原因就是结体松散，用笔粗疏。当然草书取得成绩不是必须学习楷书，但是历代草书大家无一不在楷书方面卓有建树。那时候我看到邢老师临摹《石门颂》，我也临摹《石门颂》，看到兰继庭老师临摹《郑文公碑》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我也临摹了几年《郑文公碑》。现在回头看，当时临摹不好的主要原因是理解肤浅，没有真正看懂。

每逢全县举办书法展览，邢老师总要邀请当时地区书法协会的名家光临，为大家把脉指路。每逢全国、全省有重要书法展览，邢老师总是把大家召集起来，切磋技艺。那时候的定襄书法圈子学习之风很浓，涌现出几位有影响的书法家，我觉得与邢老师的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1989年4月，我借调到县委通讯组工作，闲下来的时候，为邢老师抄写了《为什么的传说》书稿，我记得有两个字是邢老师的手写体，我不认识，就给文化局打电话找到邢老师一问，才知道是“朝歌”两个字。

想起邢老师，难忘的是他慈祥的面容。一个人的相貌，某种层面上说是他内心修为的体现。想起邢老师，难忘的还有他的高尚品格。邢老师本来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他心底无私，坦诚待人，一心扑在工作上，日夜奔忙，无暇顾及其他事情，这种境界真是令人敬重。他拥有一颗善良、坦诚的心，一颗友善、助人的心，一颗感恩所遇、奉献社会的心。

在通讯组工作期间，邢老师跑遍了定襄的山山水水。在田间地头与老农促膝长谈，在车间班组与工人亲切交流。特别是邢老师在县文化局工作期间，电影院拔地而起，筹建图书馆等，并且主持整理民间谚语、民间歌谣、民间故事三套集成，对高跷、秧歌进行改革创新，使其成为定襄的文化品牌。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文艺人才，有的成长为在全国、全省有影响力的大家、高手，有的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艺人，这个队伍最起码在百人之外。

邢老师擅长歌词创作、音乐创作，擅长行草和秧歌演唱，对地方戏曲也有较深的造诣。他自身有才华，何况为全县文艺事业做了那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而这些恰恰是基层文化工作最需要的。我记得邢老师在他的作品展上说，他的作品就像一个农村供销社，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精，言罢一行老泪滑落。我想，如果他把基层群众文化工作放在一边，认真钻研某一方面，或许会取得更好的专业成果，但是那样的话，一定不是邢老师真正所追求的。定襄离不开他这样一位用自己的才华和作品影响人、激励人、感染人，真诚为民的好老师。

满目青绿怡倦眼，丛蒙如黛白云横。每当我伫立窗前，仰望连绵起伏的丛蒙山，遥想定襄的贤哲大家，就总是觉得邢老师已经融入丛蒙山的脊梁中，融入了洁如玉带的烟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