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图

乾隆《崞县志》修成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九月，代州知州书敏任修志总裁，崞县知县邵丰鍭、顾弼为纂修，王锡九、王嘉言为校修教谕。按序中顾弼所言：“顾参稽载笔，三月成编，自谓为期也速。唯恐搜讨有弗周，裁酌偶未协，来不谆不备之讥，于是将付剞劂，复以嘱余，犹若俟乎更定者也。”邵丰鍭在“为崞三年，尝验其山川土风，披图经、翻古籍”的基础上，“谋诸司谕榆次王君及邑士大夫期修厥役……乃远稽博搜，阙疑征信，尤喜其缙绅先生与儒雅之士多所闻识、好谈掌故，网罗采访相共为功。由是百三十年所未备者，一朝悉具”，最终修成了这部志书。后来他调任凤台县，临走之前请代州知州书敏作序，然后又嘱托继任者、原五台县知县顾弼为之修订，顾弼则认为“莱峰此书，义类详明，体裁精当，仿之古作者何弗多让”，于是“无事更张，只加厘订，俾就厥刊”。这只是顾弼谦词，其实他还是进行了加工的，故在序后又加了一段话：“乃由既成而外，复采择其可纪者，条分而次第之，非敢诩美宏通，抑亦无虞阙略。且前编固继旧志而为之，是旧志之续也，而复有以续前编……”

乾隆《崞县志》中包括舆图、地理、山川、城池、公署、学校、职官、选举、封典、田赋、风俗、坛庙、古迹、物产、祥异、事考、杂志、艺文（上、下）、宦迹传、人物传、列女传等内容，各目下又附记25条。目录前加了发凡，内容言简意赅，指出该本与旧志“存所当存，逸所当逸”，“存”了哪些，“逸”了哪些，增了哪些，改了哪些，一目了然。发凡中特别提到“旧志并载宁武、神池，向属县境也。今既析置，凡系彼地事迹，概不收录”和“艺文皆取其与县事相比切，非是不泛及，旧志多载诰命墓铭，则失之冗，今并汰之”，使体例更加完备，内容也比明代两志更加丰富。书敏称此志“说明精核，纪叙备有史法，而凡大纲细目，与百姓利病之故，无不朗若列眉”，顾弼则评价其“核而不失之诬，严而不流于滥”，也不完全是溢美之词。

邵丰鍭、顾弼在光绪《崞县志》中皆有传。邵丰鍭，“浙江山阴人，监生，乾隆十八年（1753年）知县事，廉明有才，政多修举，捐修城乡义学、桥梁、公所数十处，不以扰民。重修邑志甫脱稿，调凤台去”。之后，他又从安徽凤台县调往江苏任太仓州知州，在任期间修河防洪，多有善政。顾弼，“直隶天津举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知县事，廉明公恕，实惠及民，有古循吏风，前令修邑志未竟，弼续梓之，及去官，邑人遮道饯送，勒石以志遗爱”。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顾弼又修了《崞县志续编》二卷，此外还领修了《乡宁县志》。

光绪《崞县志》凡例中有对乾隆《崞县志》的评价——“旧志名目标二十门，先后分合不无颠倒错乱。此次编为八卷，曰舆地、曰建置、曰典礼、曰田赋、曰职官、曰选举、曰人物、曰艺文，以为总纲而条目散见于其间，其它无可附者，则载入志余，各以类从，不相牵混，庶览者开卷瞭然”，“崞原在勾注陉北，今浑源地是也，自晋刘琨以崞、繁峙、马邑、阴馆之民徙陉南，别为城邑，乃为今治。旧志沿革内概行收入，未免舛误，今为改正。又雁门十八隘，旧志谓正在崞境者七，此次亲行履勘，惟轩岗口隶崞，余皆宁朔管辖。因其为崞邑要隘，有关兵防，载入形势未始不可，然地界究不可混”。仅这两条就可看出光绪《崞县志》确有超越前志之处。

光绪《崞县志》修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当时山西巡抚曾国荃正在续修《山西通志》，“饬令各州县续修邑乘”。赵冠卿于光绪五年（1879年）任崞县知县，奉命后“罗致平乡潘君肯堂总辑之，并邀集同寅暨城乡缙绅分攥之”，县志刚刚脱稿，朝廷又任命龙朝言为崞县县令。龙朝言来后，赵冠卿卸任，潘肯堂去世，“而志甫脱稿而未付梓也”，于是龙朝言“因与邑绅重加厘订，亟付手民”。赵冠卿作序于光绪六年（1880年），而龙朝言序及代州知州杜崧年等序皆写于光绪八年（1882年），因为赵冠卿、潘肯堂完稿后，龙朝言又厘订了二年才付梓刻印。总修赵冠卿，直隶清丰县人，字蔚堂，光绪丁丑进士，后任太谷知县，光绪八年（1882年）修《太谷县志》。龙朝言，广西灵桂县人，字子敷，光绪丙子进士，后任山西乡试考官。潘肯堂，直隶平乡县人，字荫阶，同治壬戌举人，曾任陵川知县，是光绪《崞县志》的主要撰稿人，志中那些纠谬改错的考证大多出自他手，这一点龙朝言在书中说得很清楚：“荫阶此编，目张而纲举，体大而思精，简而不遗，详而不冗，使二百里疆域、数千年逸事灿然如数掌上螺纹，非其才为美才，学为真学，识为卓识，庶几乎良史者，曷克臻此哉！”可惜的是志刚修完，潘肯堂便魂归道山，令人惋惜。

光绪《崞县志》修志班子庞大，总裁、总修、总纂、协修、督刊、编辑、采访、缮书、校字、绘图等等，前后共有58人，另外还有署内参与者13人，可谓人才济济。正如俞廉三在序中所言：“凡崞之土宜、民俗、田赋、学校数大端有关政教者，援古证今，灿然具备，而于崞山之辨，考据确凿，视旧志为加详。”

光绪《崞县志》在前志基础上，确实大有超越。首先是叙述崞县、崞山之考证，嘉靖、万历、乾隆三志对崞县原在陉北这一点都不甚了解，以为崞县、崞山一直就在陉南，光绪《崞县志》中对此进行澄清，居功厥伟。其次，前三志对沿革都是略而未详，而光绪《崞县志》中的沿革则自古至清，逐条分析，详而准确，实属难能，且舆图包括县境总图、村庄图、县城总图、县城图、县署图、武庙图、文庙图、考院图、书院图等，绘图清晰详尽，境内山河、村庄、建筑无一不备，观者一览便可对当时崞县形势一目了然。第三，光绪《崞县志》关于星野、沿革的考证很详实，村落记载全而无漏，在物产条目下还增加了谷属、蔬属、果属、花属、木属、药属、鸟属、兽属、虫属、鳞介属、货属等，基本囊括境内物产，使人读罢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总而言之，光绪《崞县志》各目条分缕析，详略得当，洵为良史。

崞县在明朝年间，因蒙古残余不断入侵，备受灾祸。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有户4844，口45213；成化八年（1472年），户5267，口47876；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户4923，口39160；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实在户5217，军2140户、民2950户、匠97户、僧26户、道4户，口31617。这一现象究其原因，不仅因为崞县“地瘠而路冲，赋繁而役剧”，更主要是由于当时明太祖、明成祖二人在北边军事战略部署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即放弃河套与东胜。东胜在元朝时为东胜州，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废州置卫，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分置东胜前、后、左、右、中五卫，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罢前、后、中三卫，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徙左卫于河北卢龙县，右卫于遵化县，三月置东胜中、前、后三千户所于怀仁等处守御，而卫城遂虚。河套、东胜一失，陕西、宁夏、山西失去屏卫，鞑靼、瓦剌骑兵冬天便可踏冰过黄河长驱直入。

《明史·鞑靼传》载：“鞑靼之来也，或在辽东、宣府、大同，或在宁夏、庄浪、甘肃，去来无常，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庆，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顺间，有阿罗出者，率属潜入河套居之，遂逼近西边。河套，古朔方郡，唐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处也。地在黄河南，自宁夏至偏头关，延袤二千里，饶水草，外为东胜卫。东胜而外，土平衍，敌来，一骑不能隐，明初守之，后以旷绝内徙。至是，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继至，掳中国人为乡导，抄掠延绥无虚时，而边事以棘。”东胜一弃，位于山西西北的今忻州市便成了边防地带，由于虏寇不时而来，人民大多逃离，这才造成地旷人稀的局面。故陆际可曰：“自成化八年（1472年），迄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凡九十年，宜日益以众颖，胡减于前耶？盖尝询之于父老，边事日开，毙于屠杀焚掠之下，饥馑荐臻，脱于旱魃螟螣之余，地瘠而路冲，赋繁而役剧，是以若是其削也”。陆寿光也慨叹：“每年凶，力病于支，多逃移他乡，岁丰，谷病于贱，少盈聚，丰凶皆病。”

到了清代，乾隆《崞县志》中只载有田赋，并无户口。据光绪《崞县志》载，光绪七年（1881年），崞县有土著民30130户，丁口240000。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人口大幅增长，主要因为清代康乾两朝不断扩疆拓土，新疆、蒙古、西藏皆入版图，崞县成了内地的内地，百姓自然聚集起来，人口数量也就得到快速增长。

《崞县乡土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崞县知县章同编成。章同，湖南长沙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任崞县知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署崞县知县、应州知州，宣统元年（1909年）任归绥道丰镇厅同知。《崞县乡土志》是一本简志，分历史、政迹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十五纲目，内容都极简略，特点是新名词不少，文内新名词更多，且增加了氏族一条，专记境内仕宦大族人物。此志也有可取之处，即读者若想要简单了解崞县，可通过其略窥戊戌变法之后的中国社会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