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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前的“90 后”

高君宇——“中国青年革命的健将”
本报记者  冯振玉  栗 中  张树彬
“知行合一”——高君宇鲜明的品德修为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五百多年前,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思想理论,成就冠绝,天下仰风。一百多年前的高君宇深谙知行合一的真谛,在党的建设和革命活动过程中,升华为既要“顶天”又要“立地”,既要“重理论”也要“重实践”,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精华,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以名铭志怀雄心
  高君宇的父亲高佩天曾以行医教书为生,当儿子出生后,高佩天便给儿子取名高尚德,字锡三。“尚德”显然是以德为上,崇尚大德。尚,有崇尚之意,另外,如果将他的名与姓一起理解,即为高尚的德行,总之,尚德一名寄寓了高佩天对这个儿子的一片希望之情。
  高君宇1912 年考入山西省第一中学。他在省城这一名校读书的第一学期,由于学习勤奋被评为品学兼优学生。学校还以“十八学士登瀛州”为标题,对高尚德及其他17 位品学兼优的同学在学校墙报上予以表扬。因此高君宇有了“十八学士”的雅号。历史上十八学士即是唐太宗钦点的杜如晦、房玄龄、陆德明等18 名任文学馆学士一职的人。瀛州,本指传说中的海上仙山,特指宫廷的文学馆。那时对于这18 人的入选,时人羡慕之至,因此称入文学馆有如登瀛州之难。另外学校还对高君宇作了“崇德敦行”四字的评语,足见学生时代的高君宇便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尚德”一名所要求的一切。
  至于“君宇”一名,其意义更为深刻。君,有主宰、统治,或曰要当国家主人等意思。“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其中之“君”即为统治,足见“君宇”一名的意思就是无产阶级要主宰天下,或曰无产阶级要当国家的主人。“均宇”与“君宇”两名表达了高君宇革命到底的决心及崇高的理想。“君宇”之名即为“均宇”,“均分宇宙,人人平等”是高君宇毕其一生的追求。
  1923 10 月的一天,高君宇独自去北京西山的悬崖峭壁上摘取了一片红叶,并在红叶上题写了两句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然后又以“天辛”的化名将红叶寄给了石评梅。“天辛”一名,即天之罪也;或曰“尊贵者”之罪也。高君宇生前曾多次用到此名,“天辛”一名,既是高君宇对封建君王的控诉,也是对那些压在人民头上的所谓尊者的控拆,当然,也包含着高君宇的自责自励。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委在整理北京地区党史时,为了弄清高君宇病逝时的情况,在北京协和医院查阅高君宇当年住院的病历表时发现,由于当时白色恐怖正笼罩着北京城,高君宇住院时没有用他的真名,而在病历上使用了“高坚柏”的化名。“高坚柏”表现了高君宇要像松柏一样不畏严寒、无比坚强的品格,这个名字也向人们展示了高君宇崇高的精神境界。
中共杰出理论家
  高君宇是中共早期的革命家、活动家,是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同时他还是一位颇有见地且富有独创性思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高君宇在投身于革命实践的同时,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党的建设、民主革命等方面都有独到的思考和论述。一方面,高君宇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高君宇在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同时,也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锋;另一方面,高君宇思想的形成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不仅受家庭环境和早年所受教育的影响,父辈、同学口口相传的历史典故和传奇故事对高君宇的影响颇深。高君宇爱国主义思想发轫于中国传统文化,故乡的风土人情是他爱国思想的根基。十月革命后,高君宇在探索救国之路的过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知行合一,付诸实践,以个人的革命追求将山西乃至全国的爱国主义运动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高君宇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和当时大多数党的创始人一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是高君宇的导师兼领路人,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李大钊自始至终是领导者、组织者,他从1918 年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指导“国民杂志社”“新潮社”,以及“平民教育讲演团”,并创办了《每周评论》等,发表了一系列的指导性文章。特别是《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发表,把十月革命的精神引向中国,为五四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作好了思想准备。在他的指导影响下,先进青年们紧紧团结在一起,成为运动的中坚和骨干力量。高君宇便是其中之一,从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组织“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北京学生救国会”等,以及被选为“北大学生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干事代表,发挥了他刚毅果断的战斗精神,成为运动中从头到尾的坚强骨干。
  高君宇在不断进行自我改造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由实践到理论,再用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实践,高君宇在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理论素养。用“暴力革命”的理论否定了自己“总同盟罢工”的幻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克服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我党早期的理论宝库中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高君宇思想的形成,既是当时历史大背景影响下的个体抉择,又是高君宇在实践中摸索的结果。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不断地在革命实践中探求解救中国的道路,在党的建设、工人运动、妇女解放、民主革命等方面均有独到的论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高君宇认为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应该从组织上把党的建设搞好。他倡导要在人民群众中加强宣传,扩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在工人中吸收优秀分子加入党的组织。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他主张把中国共产党建成马克思主义政党,并在山西建党的实践活动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高君宇在20 年代初党的建设理论思想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就深谋远虑地抓住了党的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并进行了初步论述和探讨,为把党建设成坚不可摧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高君宇不仅强调党的组织建设,而且更重要的是进行党的理论建设,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因此高君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时的各种主义进行了分析并加以批判,正本溯源。高君宇非常重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不但发表多篇有关妇女解放的演说和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剖析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寻求妇女解放的道路,而且以自己的亲身实践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高君宇对于民主革命观有着丰富的论述,其提出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及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理论观点极具前瞻性。他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痛斥军阀残害人民的罪恶行径,号召人民起来为自由和幸福而斗争,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我们组织在国民革命党的旗帜下,把他们推翻才是真正的自救”。高君宇对于革命的方式方法问题,不仅提出了武装斗争在革命斗争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还提出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高君宇之所以有如此高超的论断,是深受列宁的教诲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得出来的,莫斯科之行,是促使他思想革命化的关键。高君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居于当时党内思想理论界前沿地位,其中有的观点至今不失其光辉。在高君宇看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固然重要,但对夺权后如何正确发挥政权作用的问题尤值得重视。他的理论建树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有益贡献。
统一战线主导者
  1922 1 20 日至2 2 日,高君宇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和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等被推为大会执行委员。出席这次大会的还有蒙古、朝鲜、日本等国的代表,共125 人。会上,高君宇从兄弟党和各国革命团体代表的发言中汲取远东各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经验。列宁因病未出席大会,但在会议期间,抱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中国产业工人代表三人,作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他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还鼓励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其他革命人民,以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前进。这次大会通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作为大会执行委员,高君宇在大会宣言上签了名。大会期间,高君宇还出席了远东革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高君宇和邓恩铭等留在苏俄,考察和研究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政治、经济状况,参观、访问了一些工厂、学校、部队、农村,并参加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切,使高君宇不仅对苏维埃政权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且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而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高君宇牢牢记住伟大导师列宁在会议期间对他们的谆谆教诲:“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中国工人必须团结其他革命人民”。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列宁的论述,使高君宇认识到:与国民党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任务,不仅迫切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也摆在了他自己的面前。
  会后,高君宇为党带回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最新指示,并以此为指导,从理论上对印度、蒙古、土耳其等国爆发的革命做了深刻分析,在他发表的《土耳其国民军胜利的国际价值》一文中,明确指出:“欧战后的世界大势,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国家猛烈的冲突和渐就颓败,一方面是工人与被压民族的联合。”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寻找出这几个国家与中国革命的异同点,并努力进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实践。同年6 15 日,党中央第一次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立民主政治为止。”而且建议:“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9 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建议下,邀请共产党人共同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并着手起草国民党宣言和党纲、党章,国共两党联合革命的局面开始出现。
  1922 7 月,高君宇在上海出席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党制定的纲领、路线、政策,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这个文献明确确定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实施计划和具体步骤,表明在共产国际和伟大导师列宁的帮助下,刚满一周岁的中国共产党茁壮成长。
  党的“二大”闭幕不几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从莫斯科返来,提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于是,8 29 日至30 日,党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了两天特别会议,专门讨论马林的建议(亦称“西湖会议”)。起初,高君宇和参加会议的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李大钊等都不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认为在国民党内联合会混淆阶级组织和牵制共产党的独立政策。后来,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原则确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按民主原则进行改组,并且取消入党时新党员需向孙中山个人宣誓及打手模等封建主义形式,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会议所作的这一以党内合作方式同国民党结成联盟的决定,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二大”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
  虽有了统战主张,但党在统战理论上尚有欠缺。于是高君宇通过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撰文宣传党的统战方针。1922 920 日和10 4 日,高君宇相继发表《革命运动中之印度政治近况》和《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通过对印度革命的考察,他认为,中国革命与印度革命有相似之处,资产阶级带有妥协性和软弱性,无产阶级对此应保持清醒头脑,但也不能因此否定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把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阵线之外。他提出“为了群众利益而革命――非为了革命来找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命题,主张国民党“新党纲的采取自然要由群众的利益来决定”,建议把国民党改建成一个“旗帜鲜明地为了群众利益而奋斗的革命党”。
  1922 10 月,在《向导》第四期上,高君宇发表了一篇代陈独秀答思顺对《造国论》的质疑文章,他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回答了“如何而使两阶级联合”这一统一战线新课题,指出了“吸收一切革命势力都参加”,“才是一切最大需要”。同时,高君宇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详尽地剖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得出一个论断: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两阶级同被压迫是一件事实。决定目前的革命是两阶级都要来做”,两阶级“呼声同而心里不同”。并且,批驳了那种只讲阶级联合、不讲斗争的右的倾向,以及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的“左”的倾向,提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党的“二大”尚未提及的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领导权的问题。他说:“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强壮,这不只是现在现象,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因为无产阶级那一时总是较多数,只要他们团结起来。所以,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重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这就是说,这个革命是要让群众革命的动因来支配。”高君宇同志这篇纲领性文献,对于党的统一战线的创建和发展,既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对领导权问题,高君宇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共产党,才能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1923 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高君宇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在《京汉工人流血记》后记中指出,“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来计划和统帅全体工人阶级利益的争斗。他用事实宣告:“现在一切政治团体,唯一能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而奋斗的,只有一个共产党。”
  在高君宇等共产党人的积极探索与宣传下,对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全党的认识更加深入,思想进一步统一。1923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高君宇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认真贯彻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集中讨论了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最后,大会制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从而促进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动员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创造了条件。
  党的“三大”结束后,高君宇同志受党的委派,积极从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他奔走于上海、广州、北京之间,为尽早实现革命统一战线日夜操劳。
  1924 1 月下旬,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李大钊、毛泽东、高君宇等共产党人也出席了会议。大会制定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选举出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大会的圆满成功,标志着国民党已由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起点。
  高君宇返回北京后,通过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努力壮大革命力量,亲自建立了“国民青年俱乐部”和“平民政治学会”。同年春夏之交,他回到故乡太原,介绍傅懋恭(彭真)等同志加入共产党,正式成立了山西地下党组织。同时,他向国民党员苗培成等人传达了国民党“一大”决议,商讨国共两党在山西的合作问题。经过多次谈判,最后达成原则性协议,双方派人共同组成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筹备委员会”。
  统一战线既要团结,又要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对日益壮大的革命形势,国民党右派蠢蠢欲动,公开叫嚷:“共产党在破坏国民党之国际地位”,使国民党“失掉英美的同情”。对此,高君宇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秉笔直书《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国民党右派的企图,是“反对国民党之带有革命性,又不容党中留存革命分子”。高君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事物的变化作了科学分析,认为,革命统一战线中本来就有左中右之分,各自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两大敌人,就会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国民党分化不但不要痛心他之不可避免,且当欢迎此种分化之已来”。他大声疾呼:“现在国民党已到了一种新的境地”,“亟需要起来做拥护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奋斗!”高君宇淋漓尽致的分析,击中要害,在斗争中巩固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增强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战斗力。
  1924 年到1927 年革命势力的壮大发展,引发了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恐慌与仇视,他们积极联合起来,策划活动,试图用武力颠覆新生的广东革命政府。英国操纵下的反动武装组织广东商团,在1924 10 10 日,突然向游行庆祝辛亥革命13 周年的群众开枪射击,张贴“打倒孙政府”等布告,扶持陈炯明东山再起。高君宇等共产党人率领工团军,投入了殊死的平叛战斗。在巷战中,他英勇奋战,不幸负伤,用鲜血保卫了广州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结束后,高君宇随同孙中山奔赴北京,带病投入了“国民会议”运动。
  1925 1 月中旬,为革命奔波不息的高君宇又抱病赶到上海,参加了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党代会主要研究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问题等。大会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纠正左倾和右倾的两种错误,肯定了“三大”的决定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如何与国民党合作得更好。为此,大会确定了对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不同政策:扩大代表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左派,批评和团结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派,反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右派。并明确了各阶级和势力在民主革命中的态度和地位,解决了党在民主革命中至关重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高君宇在确定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起了积极作用。
  会后,高君宇同志返回北京,致力于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就在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后的第三天,光荣当选为大会代表的高君宇同志,猝发急性盲肠炎,不幸在3 5 日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生命。
“知”更重“行”
  高君宇,一个地地道道的乡村少年,他为何会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如此高的成就?又是哪种机缘巧合能够让他将自己的热血与生命融入到了那个激情澎拜的时代大潮中呢?
  高君宇的弟弟高全德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讲述了几个故事。
  高家是个大户,当时是两锅饭三批吃,先是长工们和打杂的吃大锅饭,而后父亲和高君宇等弟兄们吃小锅饭,最后才是妇女们吃。君宇从小就喜欢和长工们一块吃、玩。他除了睡觉,大部分时间和长工们滚战在一起,又说又笑,显得格外热乎。每天早饭后,他就匆匆忙忙上地去了。到了地里,他不是要锄草,就是要耕地,长工们对此很难为情。不让干吧,他非干不行;让干吧,又怕累坏了他。一天,正遇上种黍子,他本来不会种,但硬要试试看。掌耧的长工笑着说:“这种活儿不比耕地,种不好就会长不出苗。”君宇却爽朗地说:“熟能生巧嘛!”说完,笑了笑接过耧,一口气种了一亩多。长工们夸他说:“真是好样的,不仅会写字,还会种地。”后来,这件事一直被传为佳话。从地里回来,他也从来不空手,总是挖些什么菜呀、草呀的,提着或者背着。母亲见他这般行动,倒觉得喜欢,但父亲却不高兴,“你回家住几天,不好好歇息,成天地里跑,闹得满身泥土,像个啥?”高君宇却诙谐地说:“身上有泥有土才好。既能文,又能武,不是更好吗?”父亲不以为然。母亲为了打破这个局促局面,常背地里悄悄劝儿子说:“你在家住不了几天,你父亲想和你坐下来多谈些话,老东跑西奔的,惹得你父亲心里不痛快。”高君宇总是半开玩笑地说:“我和父亲谈不到一块儿。他要说的,我不愿听;我要谈的,他也听不进去。”父母亲见他那样,也就只好由着他了。
  1924 年的春节到了,一直跟着哥哥在北京的高全德想买点东西,与久经漂泊的哥哥欢度佳节。由于全德不懂北京春节期间买卖三天不开市的乡俗,事先没有准备,结果什么也没有买到,因而只好空手去看哥哥。当全德走进君宇屋里的时候,哥哥正靠在床边看报。见弟弟来了,放下报纸,让全德和他挤坐在床边。不大会儿,评梅也来了。她提来一大包吃喝和水果放在桌上,与兄弟二人边吃边谈起来。当高全德谈到北京的春节情景时,引逗得他俩笑了。高君宇风趣地说:“‘入乡先问俗’,不明当地情况,就会碰钉子。”接着念出了一首唐诗:“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并说要在这个“尝”字上多多下功夫。意思是启发弟弟高全德对待事物,应从调查研究入手。
  这天上午,高君宇休息,三个年轻人第一次这样长时间地畅聊,古今中外,无所不谈。高君宇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讲了许多典籍文章,寓意极其深刻。
  “知行合一”中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智慧。中国人讲“知行合一”,强调要把思想转化成为行动。高君宇在革命斗争、革命实践过程中,一直注重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工作方法,他无论在理论创新,传播十月革命火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还是在团结进步学生,发动工人运动中一直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这是后人学习的典范。
“偕行领袖”——高君宇灿烂的人生巅峰
  千锤百炼才能造就英才,珍惜韶华方能不负青春。回望历史,在五四运动的历史风云中,涌现出一大批以高君宇为代表的为国为民栋梁之才,他们以赤子之心筑起的奋斗丰碑至今仍激励着后人。
  在那个风起云涌、大浪淘沙的革命年代,高君宇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和他同行的是一批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一生真情投入、一辈子顽强奋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高君宇和他们一道,毫不畏惧面对一切艰难险阻,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用青春和汗水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奇迹!
不凡的“导师群”与“朋友圈”
  一个人能走多远,看他与谁同行;一个人有多优秀,看他有谁指点;一个人有多成功,看他有谁相伴相随。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与高君宇偕行的除了伟人就是领袖,当然也有走向另一个阵营的人,不管是正是邪,成与败,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先锋,都是人中翘楚。
  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的高君宇,有一个举世瞩目、丰碑永存的“导师群”和一个高山仰之、才华横溢的“ 朋友圈”。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元培……这一串在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赫赫有名、熠熠生辉的名人成为高君宇的“导师群”,在他短暂而又辉煌人生履历中发挥着“引路人”的作用。他们一路同行,一路走来,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卓越贡献。
  “五四期间,北大学生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范鸿劼、何孟雄、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等都在李大钊同志指导下,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是我国北方共产主义运动最早的一批骨干成员和奠基者”。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蔡和森、张太雷以及贺昌、王振翼等在中共党史和山西建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伟大人物,成了高君宇的“朋友圈”,他们在一块策划、组织了一场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传播、领导了一次次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有关高君宇在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受到伟大导师列宁的接见,史料中观点不一。有的学者认为,1922 1 月,高君宇和其他中共代表一起,受党派遣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高君宇在莫斯科“见到了伟大的列宁……兴奋得夜不能寐”。“列宁和蔼可亲地谈论中国问题,他那精辟的分析、深刻的阐述深深地吸引着高君宇”。有的文章甚至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列宁接见中国代表时与高君宇热情握手和亲切问答的细节。也有的文章认为,列宁因病未能出席那次远东会议。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44 人(其中中共党员14 人),大多数并没有见到列宁。会议期间受到列宁特别接见的只有三人: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国铁路工人代表邓培。同为远东会议代表之一的于树德在回忆录中也说:“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张国焘”。张国焘本人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叙述了列宁接见他们三名中国代表的详细过程,并且不无得意地炫耀说:“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唯一见过列宁的人”。
  不管高君宇见没见到列宁,但他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非常景仰与崇拜。1924 1 24 日,列宁逝世的噩耗传到中国。高君宇满怀悲痛,撰写并发表了《对于列宁主义的误解》一文。同时,他还积极参与“遥祭列宁大会”的筹备工作。1 26日,北京学联、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国民青年俱乐部4个团体发起举行遥祭列宁大会。参加大会的1000 多人中,大部分是青年学生,驻北京的苏联代表也参加了大会。会上,高君宇含泪报告了列宁的生平事迹,闻者异常感动,高呼“劳农政府万岁!”大会一致决议,要求北京政府承认苏联,并在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建立列宁纪念碑。
卓尔不群青年领袖
  1917 年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不久,北大在校长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治校方针下,校风大变,原来像死水一潭的旧学府,成了生动活泼的新文化阵地。君宇立志要使自己锻炼成有作为、有道德、有品质的人,和不少进步人士积极加入蔡校长倡导的“进德会”。1918 年,君宇为了更广泛地扩充自己的知识,如饥似渴地寻求真理,他不仅利用一切课余时间阅览各种书报,而且主动和靠近法科的几位同志组织起“阅书报社”,自订互阅,常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和见解,互相提高。直到秋季红楼图书馆开放,才停止了活动。是年五月中旬,留日学生为反对中日军事协定,遭到日本当局的无理干涉,愤然弃学归国。高君宇和邓康、张特立、罗章龙、许德珩等同学,亲自跑到前门车站把赴京串连的几位留日学生代表黄日葵、龚德柏、李鹤鸣等迎接回校舍,共同商讨了行动计划。并秘密串通北京各校,酝酿着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斗争。5 21 日,以高君宇、邓康、黄日葵、罗章龙、许德珩、张特立等为首发动、组织了北大和其他大专学生两千多人参加的“公府请愿”示威运动,开创了北京学生向总统府请愿的首例。运动中,高君宇不顾个人安危,闯过军警的层层拦阻,带头率领大队冲进总统府,伪总统冯国璋被迫接见。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加之傅斯年等动摇分子的分裂,斗争未达到预期目的,但是锻炼提高了自己的队伍。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终于在李大钊帮助指导下,懂得了严密组织纪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立即发起组织了北京学生救国会(初名北京学生爱国会),利用假期四处联络,到八月份发展成为贯通南北的全国性“学生救国会”。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李大钊是所有青年学子和进步青年心目中的精神领袖。1920 年秋,李大钊正式担任北大教授后,利用高等学校的讲坛,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由于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贡献和作用,又由于他和陈独秀一起积极从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因而在思想界的先驱者中享有了“南陈北李”的崇高声誉。李大钊视革命信仰高于一切,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先进青年不仅在五四时期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且很快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从介绍十月革命的革命经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到创建一个又一个的先进组织,再到中共一大的筹备,李大钊都起到了先锋与领路人的作用。“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 7 1 日正式成立,李大钊是学会的发起人、主要负责人、学会编辑部主任、自始至终的领导者。由于他的关系,北大各项社团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活动骨干,都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高君宇、黄日葵、邓康、罗章龙、刘仁静等都是当时的会员。君宇一直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他是学会的编辑,在几次关系到学会的政治方向的斗争中,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展开了激烈论战,力排众议,发挥了战斗中坚作用,在学会中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
  从《新青年》中高君宇多次读到李大钊的文章,李大钊就成为他衷心敬仰的人物。1918 年初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他们之间,由一般接触逐渐成为不一般的师友关系。是年秋,红楼图书馆开放,他们的接触机会就更频繁了。从那时起,高君宇等进步青年经常聚集在李大钊周围,听他讲解各项疑难问题,并请他指导前进的方向,李大钊实际上就是他们的革命导师了。
  1918 10 14 日,北大发起“新闻学研究会”,高君宇和在北大工作的毛泽东同为第一批会员。《京报》名记者邵飘萍多次为他们讲解新闻学理论和采访技术,君宇深受其影响,为他后来编辑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北方区党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以及《工人周报》《北大学生会刊》撰写报道文章等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北洋军阀政权不断横加干扰阻挠下,北京学生救国会为避免干扰破坏,不得不改换组织形式。10 20 日“国民杂志社”宣告成立,地址设在骑河楼,并于1919 年元旦出版《国民》杂志。君宇是该社最早的成员,聘请李大钊为导师,《京报》记者邵飘萍、著名画家徐悲鸿为顾问。参加该社编辑的有高君宇、黄日葵、邓康、陈宝锷、陈钟键、马骏、许德珩、张国焘、孟寿椿、段锡朋、易克嶷、祁大鹏、周炳琳等,会员180 名,分布于京、沪、广等地,自筹资金,每人会费银元5 元。高君宇、黄日葵、邓康参加该社组织工作,为该社骨干,后来都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发动者和组织者。
  1916 年高君宇入北京大学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研究中国社会。高君宇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快成为思想激进的青年领袖人物。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张国焘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名叫“爱国会”),并于同年10 月正式成立了国民社,并出版了具有反帝爱国色彩的《国民》,揭露和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而高君宇则在编辑《国民》方面“起过很大作用”。
偕行伟大导师
  高君宇与孙中山先生的交集是他革命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笔。
  1912 9 20 日,正在太原省立一中读书的高君宇得知孙中山先生要来太原,山西各界人士在文灜湖畔助工楼前举行欢迎会,高君宇和同学们早早地来到楼下,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登台鼓动实业救国的激情演说,高君宇把孙中山先生的演说词工工整整地抄录在笔记本上。
  1924 10 24 日,冯玉祥发动反对直系军阀势力的北京政变成功,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家大计。其时,高君宇任孙中山先生秘书,他力主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毅然决定抱病北上。11 13 日,高君宇随同孙中山先生乘永丰舰离开广州,北上赴京。1925 1 月,孙中山先生发觉段祺瑞并无召开“国民会议”之诚意,反而以“善后会议”相抵制,另有所谋。为了反对“善后会议”,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决定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卧病在床的高君宇得知这一消息后,多次要求出院。德国主治医生克里大夫被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临出院时,克里大夫再三嘱咐:“出院后要静养半年时间。”殊料,高君宇却未听从大夫的劝告,出院后即抱病投入了促进国民运动的斗争。
  1918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由原址马神庙迁于8 月新建成的北大红楼。这时,毛泽东由湖南到达北京,经杨昌济先生介绍,由李大钊先生安排在图书馆第二阅览室工作。高君宇经常到图书馆去阅览新报刊,在这里经常和良师益友们一起商讨救国良策,便和毛泽东这位图书管理员因频频接触而相识。因为志趣相同,高君宇和毛泽东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他们一起聆听李大钊的教诲,一起讨论中国的出路,还一起在以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会长、《京报》主笔邵飘萍为师的新闻学研究会里学习,并同时获得“听讲半年之证书”。
  三联书店出版的《西行漫记》上记载,毛泽东1936 年在回忆党的创建时期的党员骨干时提到:“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单行本,又将这句话中的人名改为“高岗”。经查对,1921 年建党初期,党内并无“陕西高崇裕”其人。高岗于1926 年入党,不能算是党创建时期的骨干。那么,这里所指究竟是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分析,这句话中提到的人应为“山西高君宇”。作者按湖南语音记成英文,译者又音译成中文,这么一来,便误作“陕西高崇裕”了。
周恩来邓颖超牵线“红娘”
  高君宇生前与周恩来不仅是同志、战友,还是周恩来、邓颖超的“红娘”。1924 10 23 日,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在高君宇的陪同下,毅然离粤北上,12 4 日到达天津后孙中山因肝癌病重滞留20 多天,期间,高君宇受周恩来委托特意看望了邓颖超。后来,邓颖超在一篇文章中回顾这段往事时说:“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周恩来同志之间的热诚‘红娘’,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1924 11 月,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请随孙中山北上的高君宇到天津后,当面交给邓颖超一封信。火车驶进天津火车站,高君宇下车后,直奔达仁女校,找到在那里任教的邓颖超。邓颖超看完信说:“君宇同志,感谢你做了我和恩来之间热诚的红娘!”
  几十年以后,邓颖超没有忘记这个红娘,在《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志》中,高度评价高君宇“是一个温和而又沉着,内心蕴藏着革命的热情,而从外貌看上去也是较为成熟的青年”。并撰文表达对他们的缅怀:“我和恩来对君宇和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对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坐落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内象征着高君宇与石评梅坚贞爱情的“高石之墓”遭到破坏,当时已身染重病的周恩来闻讯后十分痛心,立即委托邓颖超妥善照管。1973 年,在邓颖超的关照下,两块汉白玉石的“高石墓碑”被移至首都博物馆保存,高君宇的遗骨火化后安放在北京市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石评梅的遗骨也得到妥善迁移。直到1984年,“高石墓碑”才得以重新屹立在陶然亭畔,在许多青年人的心目中,它们是纯洁爱情的象征:“粗沙糙石像犹真,日晒风磨岁月泯。情侣游园当默祷,如斯相爱永青春。”根据石评梅生前的愿望,人们把她葬于陶然亭内高君宇墓旁,并建造了一座同高君宇墓碑相同的墓碑,后人统称两墓为“高石之墓”。19566 3 日,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赞成保留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墓和墓碑,并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也有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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