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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的“90后”(上)

高君宇——“中国青年革命的健将
100年前的“90(上)
本报记者 冯振玉 栗中 张树彬
  编者按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刻,我们更加缅怀五四先驱、中国青年革命健将高君宇。作为革命先驱、青年楷模,高君宇所表现出的革命精神担当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作为高君宇故乡的忻州,学习践行高君宇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新时代青年为全面脱贫、全面小康进而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时代意义。按照市委的安排,本报组织力量赴太原、静乐、娄烦等地深入采访、认真研讨,对高君宇在五四运动中的历史意义以及时代价值进行了深入系统挖掘。从即日起在《文化旅游周刊》分上、中、下三篇连续推出《100年前的“90》特别报道。
  是旗手,是战士。惊涛骇浪中前行,血雨腥风中冲锋。
  是宝剑,是火花。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
  高君宇,原名尚德,字锡三,号君宇,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峰岭底村(今属娄烦县)人,生于18961222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他是一位站在五四运动前列,弘毅果敢、冲锋陷阵,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学生领袖、青年健将;是一位苦寻救国良方,追随李大钊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生笃信真理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位心怀虔诚,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大会,实地考察俄国革命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是一位心系桑梓不断地将世界革命思潮输入娘子关内,供晋民以奋斗代民呼号,从黄土地上走出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是一位受共产党委托任孙中山先生秘书,促国民党改组,为孙先生起草《北上宣言》,推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助手与智囊。还是一位笔力雄健,在各大进步刊物上撰文论述各国民族独立斗争,主编我党机关刊物《向导》的杰出理论家。
  高君宇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锋,革命的先驱,祖国的骄傲,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思想理论和实践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他宝剑火花般的战斗精神,他勇于担当的高贵品格,他知行合一的品德修为,他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与山河同在,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他思想的火花与日月同辉,至今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他为国家和民族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壮丽人生和崇高风范,至今仍具有时代之光和重要现实意义。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刻,我们更加缅怀五四先驱、中国青年革命的健将”——高君宇同志。作为高君宇故乡的忻州市,学习践行他崇高的斗争精神、担当精神、知行合一和家国情怀,总结革命先驱探索实现民族复兴道路的宝贵经验,学习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拓展深化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激励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新时代青年锐意进取、不懈奋斗,为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砥砺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时代意义。
  斗争精神”——高君宇鲜明的革命本色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伴随着中国革命的暴风骤雨,涌现出一批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成为100年前追求真理、追求进步、挺身而出、奋起抗争的“90时代先锋。高君宇就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
  坐落在峰岭底村东的高君宇故居纪念馆,依山而建,山上青松翠柏郁郁葱葱,高君宇的全身铜像静静矗立,像是在迎接前来参观瞻仰的人们。这位革命先驱身着长衫,目光炯炯有神,神情坚毅,右手握着真理之书,在方寸间,那个激情澎湃的岁月跃然而出,尽显当年为共产主义事业奔走呼号的时代先锋风貌。
  高君宇坚定的革命斗志和彗星般的传奇人生,令无数后来人追思缅怀,他那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激励着后人奋发有为。如果说伟大梦想是奋斗目标,那么伟大斗争就是重要支撑。早在100年前的五四运动中,以高君宇为代表的一批青年才俊、时代精英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只有斗争,才能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
  不安分孩子头
  忻州往西南百余公里,有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从管涔山发源的山西母亲河——汾河自村西旖旎而过,村东紧临峭拔高山,山顶烽火台巍峨挺立。因村居山麓,这个小山村名为峰岭底村,18961222日高君宇就出生在这里。
  高君宇的父亲高佩天是同盟会会员,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幼小的心灵里早就播下了反帝爱国斗争的火种,接受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少年时期的高君宇,身上不但没有一般人常有的嫩气,相反具有的是一种倔强、好胜和勇敢的野性
  高君宇幼年聪明颖慧、很有主见,村里的同龄儿童也数他最伶俐,从小就很不安分,确实野性十足,与高家殷实家境和诗书门第很不相符,没有小少爷的威风,公子哥的习气,有的只是农家孩子那种纯朴、憨厚、勇敢、顽强的性格,他的机智、大胆、豪爽一直为乡人所称道。
  高君宇五、六岁时,父亲在娄烦做生意回来,给祖父买了些干馍,祖父随手分给站在身边的小君宇和大哥每人一个。大哥先接过干馍,边吃边走出去了,而小君宇却站在祖父身边,既不吭声,也不伸手去接,他两眼扑闪闪地看着祖父,然后合拢双手,深深地给祖父作了个揖。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大人们都不解其意,唯有祖父看出孩子的心思,重新换了个干馍给他,高君宇这才接过来,一蹦一跳地出去了。原来干馍有两种,一种是包糖的,一种是不包糖的,不细看很难区分,而机灵的君宇早有所察。祖父给大哥的是有糖的而给自己的是没有糖的。他这一着,惹得大家都笑了。
  有一回,小君宇在家玩,不小心把一个小铁锅掀翻在地,破了好几个裂纹。那时候静乐的铁锅是由外地贩运而来,不容易买到。他当时很着急却并没有声张,只是把破铁锅悄悄地藏了起来。过了不久,村里来了个补锅的,小君宇一听到吆喝声,马上就跑回家,把铁锅拿出去补好,然后得意地扣在头上高高兴兴地蹦回家中对母亲说:咱家的铁锅又能用上了。母亲弄清了怎么回事,不但没有责怪,反而觉得他做事有主见,很欣慰。
  高君宇小时候机灵胆大、贪玩好动,还有出色的攀登本领。那时高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大院分上下两院,中间留有台阶通道。君宇经常背着父亲,从上院攀墙而上,沿墙登到下院的房顶,然后再到大门顶跳下。有一次他和外祖母出门,老人发觉他又是攀墙登房而过时,把他责备一通,可他并不在乎,还经常带领同伴们爬墙上树。为了掏麻雀、拆鹊巢,总是冲在前头,其余的孩子在树底下为他呐喊助威。他手脚利索,动作机敏,还能爬上好几丈高的大树梢。有一回,在一个盛夏的中午,烈日炎炎,他独自一个跳到汾河去玩水,一不小心被急流冲走十几米远,幸而急中生智一下子抓住河边的一块石头,这才化险为夷。事后,母亲给他梳辫子时,才发觉这件事。
  小时候的高君宇和孩子们从不打架斗殴,而且很讲道理。因此,所有的儿童都爱跟他一块玩耍,并愿听他指挥,无形之中,成为一个儿童活动组织者。
  清光绪年间,义和团运动一度蔓延到山西,有关义和团英勇抗敌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高君宇深深地被那些传奇故事所打动,对敢于抗敌的义和团英雄十分敬慕。他从大人们口里知道义和团是专门杀洋人,而洋人是专门欺负中国人的,幼小的心灵里便萌发了初步的爱和憎。他和比他大两岁的哥哥组织村里儿童,手持木刀,排着队伍,沿街串巷,学着义和团的样子,高喊杀洋人,保中华!引得好多邻里围观。
  可能从骨子里就带着家乡特有的坚韧与热情,随着思想的不断变化,高君宇也从封建纲常中渐渐地蜕变出来。他逐渐意识到,个人不仅是家庭的一员,更是社会、国家的一员。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高君宇早早就种下了这种意识。
  剪辫放足巧斗争
  高君宇的父亲高佩天早年以教书为生,后辞教回家经营家业兼行医治病;母亲赵氏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高家在当地算是有房、有地、有产业的好人家。1911年冬辛亥革命爆发了。这个推翻几千年封建专制的革命,如火如荼,不久席卷了整个中国。很快地,静乐这块偏于一隅沉睡的土地也开始苏醒,激进分子们纷纷加入了同盟会,当时老百姓称之为革命党。最初山西籍的同盟会员只有8个人,高君宇的父亲高佩天就是其中之一。
  辛亥革命的宗旨是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当然要废除清室束缚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切衣冠顶戴,剪辫子就形成当时一个很有代表意义的运动。
  提起辫子,只不过是清王朝时期流行的一种特殊发式。它有什么意义,谁也说不上来,反正任何人头上都得留个辫子,否则会遭杀身之祸。要破除这200余年的禁锢,可不是件容易事,谁都不敢冒风险剪掉它。少年的高君宇强烈地倾向变革,一团愤怒的烈火在他的胸膛里猛烈地燃烧,他一开始就同大哥和父亲毅然剪掉辫子,表示了他拥护革命的决心。村里的人看到他们父子三人剃了光头,都惊恐地说:你们剪掉辫子,倘若朝廷返回来,那可吃罪不轻。高君宇反驳道:倘若革命党来了呢?有些人听了小君宇的回答,逐渐不再为剪辫子而担惊受怕了。
  缠脚是旧中国妇女很典型的标志之一。高君宇的妹妹志娴行三,九岁那年母亲把她叫到眼前,用小时不缠脚,长大人要笑;脚板缠不小,婆家不好找等古训劝导志娴缠脚。志娴当然不从,跪在母亲身边,哽哽咽咽边哭边央求,但怎能拗过母亲呢?她不想让自己的女儿一辈子受人耻笑,终于用两条长长的带子,把妹妹的脚紧紧裹住。志娴疼痛难忍,晚上睡不着觉,一把泪、一把汗地挣扎着,母亲生怕她偷偷地松开带子,时刻守在她的身边。高君宇耳闻目睹了这件事,对妹妹的痛苦咋也忍不下去。他觉得这种几千年来加在中国妇女身上的枷锁应该废除,反复和母亲争论,母亲虽然觉得儿子说得有道理,可是受老观念的影响总不肯给志娴把脚放开。怎么办呢?只见高君宇跑到院里,瞅准母亲最喜爱的一只母鸡,一把抓住,随手拿起一块石头,使劲地在鸡爪上砸了两下。母鸡呱呱乱飞乱叫,母亲闻声赶出,看到如此情景,不由得又气又骂,遂去抚鸡。高君宇急忙走进屋里,帮志娴把脚放开。等到母亲返回屋里,一见更加恼火,连气带骂,又是一顿争吵。高君宇连忙给母亲解释:砸坏鸡脚,你就心疼;给自己亲生女儿缠坏了脚,难道你就忍心做吗?说得母亲无言以对又无可奈何。她既着急又埋怨地说:往后人家耻笑,可不要怪我。从此放手不管,志娴的脚才得以解放出来,也得以走出小山村到省城读书求学。
  这件事,在当时静乐县汾河两岸,首开一例,被人们传为美谈。
  个人主义、自由思想、男女平等、抗争意识等现代观念正在悄然塑造着高君宇的思想。抗争、进步,当年在峰岭底村这座老宅里就已经开始生长萌发了。
  率队火烧赵家楼
  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这年秋天,高君宇由北京大学预科班正式转入本科地质学系学习。
  430日,在法国召开的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强占我国山东的全部权利判给日本继承,同时还拒绝了我国专使关于取消袁世凯与日本所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建议。那时的消息传播速度不同于现在,这个令每一个中国人都震惊和愤怒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学已经是52日,平民教育讲演团、学生救国会、国民杂志社等三个学生社团组织的骨干成员高君宇、邓康、黄日葵等20余人,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北大理科教室。同学们群情激愤,讨论直接行动问题,纷纷提出只凭标语口号,已不能适应当前斗争的需要,必须走出象牙塔,走向街头外争国权,唯有如此,才能挽救沉沦的祖国。这次秘密会议上,高君宇决定让大家分头串联校内外的国民社的同学。
  53日,《万国公报》《申报》等报纸发表巴黎和会消息,震动全城。当晚,北京各校学生齐集北京大学三院礼堂,群情激昂,会议确定了第二天的行动计划。散会后,各校学生为筹备明天的大会彻夜不眠。高君宇等骨干分子运筹帷幄策划组织指挥。54日那天,北京全城戒备,军警密布,城门关闭,气氛十分紧张。各校学生人人手中举着小旗帜,振臂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在军警的层层拦阻下,同学们直到下午才齐集天安门。按照预定行动计划,游行队伍首先到东交民巷向各国公使请愿并求争取国际公义之同情。还没有走到西门,就被重兵阻止。同学们非常气愤,既愤恨外国特权无耻霸道,更气恨中国政府软弱无能。正在这时,游行队伍突然掉转前进方向,直抵赵家楼,游行队伍中有人高喊找卖国贼算账去,大家的情绪立时高涨。来到赵家楼的曹宅门口,形势立刻为之改观。尽管军警已经戒备森严,但3000多名爱国学生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内的人胆战心惊。很快,有学生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出来见我!一边猛烈地叩击曹宅大门,局势开始失控。军警见势不妙,随即上前劝阻叩门的学生,双方发生冲突。高君宇是自始至终的指挥者,他见曹门紧闭无计可施,只好绕曹宅四周察看,发现大门右侧房墙高处接近窗户,高君宇喜出望外,急忙叫来几个高个子同学,用他儿时玩惯的蹬肩办法,攀上墙头,破窗而入,从里面打开曹府大门,外面的众学生潮水般一下冲破了警察的阻挡蜂拥而入,四处寻找卖国贼曹汝霖。事后有人回忆说,要不是一个北大的高君宇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匡互生、周予同爬墙开门、泼油点火,就没有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这个当年五四运动的最高潮的出现。
  曹宅火起,军警大肆逮捕,被捕者32人。当晚,各校学生再次齐集三院礼堂,商讨营救被捕学生办法。蔡元培校长为了息事宁人,提出本人出面,大家静候。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等当面拒绝,大声讲道:丢开群众后盾的举动等于幻想。没有群众斗争,保释被捕同学很难取得成功。坚决主张北京各校学生一致行动,决定次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同时罢课。并在这次大会上成立北京学生干事会(简称学生会),参加学生会工作的二百余人,其中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朱务善、许德珩等是学生会的主要干事。
  55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学生会领导下宣布罢课,校园里往日琅琅的读书声变成了愤怒的抗议声。下午2时,各校3000多名学生齐集三院礼堂召开联合会议,清华大学代表也前来参加,大家表示了为营救被捕同学斗争到底的决心。北大等14所学校的校长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并组织了以蔡元培校长为首的校长团,共同营救被捕学生。大会通过决议,坚决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严惩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为了统一行动,当晚又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联合会筹备会。
  5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联合会(简称北京学联)宣告成立。北大学生会是北京学联的骨干,高君宇是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学联的主要干事和代表。
本报记者 冯振玉 摄
  夙兴夜寐掀学潮
  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获得了全国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北京政府惧怕引起全国性的群众运动,56日晚决定释放被捕学生。57日,北京政府怕在五七国耻纪念日学生再次行动,调动大批军警围住各校。在蔡校长亲自出保下,被捕学生得以释放。高君宇代表北大学生会亲自接回被捕同学,在学校操场开了个相泣无语的欢迎会,最后还是高君宇说了一句明天还要战斗,今天请大家先休息吧!才散了会。据《北大学报》记载:高君宇是五四运动中的英勇战士,当五月中旬活动处于被军阀政府严重镇压时刻,他不顾个人安危,受全体北大学生的委托,毅然担任北大驻北京学联的代表,广泛开展宣传组织工作,领导学生运动。
  当五四运动进入最激烈阶段,高君宇虽日理万机,他还抽空以北京学联代表的身份亲自在京、津两地,发动抵制日货,购买国货运动并指导山西学生的爱国运动。
  628日是巴黎和约签字日期,在中国人民坚持斗争的高压形势下,终于迫使参加巴黎和会的中方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遍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大为震惊。
  五四运动获得了彻底胜利,在黑暗的中国闯开一条新路,从反日、反北洋军阀的爱国运动,逐渐走向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道路。高君宇和同学们开始懂得了,只有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伸出拳头,才能战胜敌人。
  1919年元旦,具有浓厚反帝爱国色彩的《国民》杂志与《新潮》月刊同时在北京出版。两刊的出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重视和关切,与当时激进的《新青年》杂志并列。高君宇为两刊的出版到处奔走联系,积极筹备,促使两刊同时问世。118日,巴黎和会开幕。高君宇密切注视着和会的动态,山东问题成了他关注的焦点。由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蛮横无理,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高君宇要求《国民》杂志勇敢地揭露了其凶暴真相,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北京学生救国会等许多团体提出维护国家主权的要求。25日,北京各校以北大为中心开始组织北京学生联合会筹议抵抗,到会2000余人。推举出高君宇、邓康、黄日葵、朱务善、许德珩等十几人为学生联合会干事,分头进行工作,并联合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要据理力争,不要让步,并通电国内,呼吁各界一致行动。但这些爱国主义行动却都遭到当局禁止。
  北大学生在李大钊指导下,以北大学生救国会为基础,组织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323日正式成立,选出邓康为总务干事,高君宇为文牍干事。他们不顾环境恶劣,经常跑到街头、庙会向广大群众宣传救国道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深受群众欢迎,他们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郊区。邓康同志开办了长辛店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高君宇建立了城内平民夜校,发动市民成立了抵制日货运动委员会。经过实际斗争锻炼,不少青年要求入党入团。
  腊库胡同机智脱险
  进行伟大的斗争,既要发扬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又要有技高一筹的斗争本领和斗争艺术。
  腊库胡同,是一条位于今天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公园东北侧南北走向的小胡同。它北起后局大院,南止嵩祝院西巷,全长426米,最宽的地方不过4米,最窄的地方仅宽1.5米左右。因为明清时期内务府曾在这里设蜡库衙门而得名。原称蜡库胡同,后改称腊库胡同
  曲折狭窄的胡同里曾经居住过不少名人,享誉诗坛的浪漫才子徐志摩,考入北大预科班读书时,就选择了腊库胡同作为他的寓所;还有在著名文学作品《青春之歌》中也曾多次提到过腊库胡同;此外,解放战争平津战役期间地下党的电台也曾设在腊库胡同里。
  19245月的一个清晨,北京党的秘密据点腊库胡同16号突然被曹锟、吴佩孚军阀的军警包围袭击。这时,住在腊库胡同的高君宇正在洗脸,忽听得院内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声响异常,他急忙从窗孔向外瞅,只见一大帮气势汹汹的军警已经冲进院内,左瞅右看,还有一批手提长枪的军警直奔上房。他深感情况危急,急中生智,迅速拉开抽屉,把重要的文件、信件,一起拿出浸入脸盆,边撕边揉成碎团,扔进痰筒,听候动静。此刻,冲入上房的军警,将住在这里来不及脱身的张国焘夫妇捉拿,像疯了一样,正翻箱倒柜,乱翻乱撬。有一名匪徒,歪打正着把存放大洋的柜子碰翻了,白花花的银元地一声撒在了地上。站在院里的军警,听到声响,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拥而进,去大发洋财。高君宇趁机迅速而敏捷地闪入隔壁厨房,急忙套上厨师穿的白上衣,一手向灶火里摸了点黑往脸上一擦,一手提上菜篮,把帽子往前额一按,眼镜一摘,匆匆走出大门。守门军警一见便大喝:不准出去!高君宇从容不迫上前施礼,陪笑说:老总,我要给先生们割点肉买点菜,早饭还等着用呢!军警信以为真,上下端详了一番说:去吧!高君宇巧妙突破包围,一拐弯就不见了踪影。
  高君宇从腊库胡同16号化装脱险后,当天晚上,是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在曹锟、吴佩孚军阀严令通缉的情况下,他匆匆告别了女友石评梅,带着党的重托,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顺利乘上火车返回山西,抵达太原,又投身秘密建立党组织工作之中。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与阶级敌人斗争,高君宇英勇无畏、冲锋在前;与封建礼教斗争,高君宇无私无畏、游刃有余;与党内错误路线斗争,高君宇高风亮节、坚定不移;与病魔作斗争,高君宇更是意志坚强、超乎寻常。
  19227月,陈独秀、高君宇等参加中共二大。在会上,从莫斯科参加远东大会归国不久的高君宇根据列宁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和远东大会决议精神发表讲话,得到陈独秀等人的赞扬。1923年在党的三大前后,高君宇坚定地和李大钊、毛泽东等同志站在一起,同以陈独秀、张国焘为代表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只是被联合的对象,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处于从属的地位。高君宇则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早在1922年已敏锐地预见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及洞察国民党右派必然要倒向反革命一边。从此,高君宇义无反顾,与陈独秀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
  北京政变和曹、吴统治垮台后,由于腊库事件张国焘被捕叛变而遭到北洋政府指名通缉,不得不离京暂避的李大钊等党的负责同志,捕捉战机,先后回京,重新恢复整顿党的组织,积极开展斗争。但就在这时,各派系反动势力也蠢蠢欲动,明争暗斗,尤其是以段祺瑞为头目的日本走狗更加猖狂,伺机抢夺政权,斗争相当激烈。刚从广州战场负伤回来的高君宇,毫不顾惜自己已疲累的身体,不听大家劝阻,立即投入新的战斗。他担负着党的重要工作,夜以继日,坚持不辍。终因过度劳累,一连数日呕血不止,被送入德国医院医治。党组织通知高君宇的弟弟高全德去医院陪侍病中的哥哥。
  192531日上午,人们盼望已久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北河沿北大三院礼堂正式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各百余人,代表着20多个省区、120多个地方国民会议促成会。高君宇拖着极度衰弱的病体出席了大会。由于这次大会是国共合作后在北方政局动荡时刻召开的第一次隆重大会,当时代表军阀官僚的善后会议又正在吵吵嚷嚷进行,所以会前各方面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开幕那天,会场周围防卫严密。会后,全体代表集中在会场前面的大空场合影留念,他们依弧形排列,李大钊和高君宇站在最前列的中间。摄影师使用新式转盘相机拍摄的照片长约二尺,宽约六寸,是高君宇生前最后一次留影。
  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是在李大钊等党的负责同志亲自参加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成功地揭露了善后会议反人民的本质,彻底戳穿了段祺瑞的丑恶面目,传播了革命种子,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对引导人民群众进一步参加革命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会议期间,君宇胸前戴着大会代表大会主席团两个红绸佩条,他开罢大会开小会,这里出来那里进,休息时间也顾不得回寓所。由于连日参加会议,极度疲劳,32日下午高君宇忽感腹部疼痛,但他毫不介意,继续忍痛坚持工作,直至34日腹痛加剧,不能行动了,才被人们送进协和医院。当弟弟高全德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医院,党组织指派照顾高君宇的兰辛告诉高全德,医生诊断是急性盲肠炎,必须立即手术治疗,你哥已经自己签字,进了手术室。
  高全德在后来的一篇回忆录里详细地记录了高君宇弥留之际的细节:
  在那间阴暗沉寂的病室里,除了静卧病床的二哥高君宇和我外,再无别人。二哥微转头凝视着我,用他微弱的语音说:手术很顺利,不要难过,我会好的。过了没一会,他又少气无力地对我说:评梅——我不让她来,也不用告她。过两天再让她来。”“给家里写信,不要说起我的病,免得惊动老人。静默一阵之后,二哥又断断续续地说:北京环境……不卫生,谨记闭住口,留心病菌侵袭。我点了点头,表示记下了这几句看似平凡但又不平凡的话。当时好像他还想说下去,但精神有些恍惚,说话也不自然了。我很快把话头岔开,希望二哥能休息。但二哥不久又谈到家里,提到孩子。我说:母亲说你想要两个孩子,等我有了,一定给你……”他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微微一笑,低声说了个,便慢慢闭着倦眼好像是想睡了。
  又是一阵寂静,全德在微弱的灯光下看见二哥的脸色,越发显得苍白。他不提疼痛,也一动不动,不知是药物麻痹,还是失去了知觉。全德坐一旁深思着,哥哥平素不爱提家务,今天几次提到家里的事,是游子思亲,还是……一个激灵不敢继续往下想。观其呼吸,微弱可辨,脉搏稀疏,飘忽不定。突然又是指甲发青,全德连叫几声哥哥也不见应声,心骤然收缩,一种可怕的预感袭来。
本报记者 冯振玉 摄
  担当精神”——高君宇突出的高贵品格
  担当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中继承的优秀品质。青年担当是五四精神的重要思想内核,作为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代表,高君宇和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赵世炎、李达、李汉俊等人一道,肩负起了历史使命,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展现了彪炳史册的奋斗风采。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100年来,高君宇等革命先驱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险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高君宇同志短暂的人生,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担当作为、不懈奋斗的光辉缩影。
  桥的价值在于承载,人的价值在于担当。面对机遇与挑战、困难与风险,勇于担当是一种人生价值取向,它来自崇高的政治觉悟,来自历史的责任使然。
  有作为有担当,是高君宇突出的高贵革命品格。
  呕心沥血山西建团
  山西是一方革命热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孕育了高君宇、贺昌、彭真、徐向前等彪炳史册的革命先辈和革命英烈。他们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兴亡、人民安康,或顽强斗争,慷慨就义;或积劳成疾,耗尽芳华。在这块革命热土上,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赤胆忠心,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人民最伟大壮丽的事业。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更是山西人民的骄傲,他们的英名永载史册。
  19213月,高君宇等与来华的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格林取得了联系。北京青年团根据格林的要求,于316日召开特别会议,选举何孟雄为出席少共国际大会的代表,并通过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330日,在团的第四次会议上,高君宇被选为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424日下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在北大二院举行团的第五次会议,参会的有高君宇和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等16人。
  会后,高君宇受陈独秀委托回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到太原后,他回到母校山西省立一中,联系了贺昌、王振翼、李毓棠、武灵初等众多进步青年。比高君宇小5岁的天镇县人王振翼从大同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转学至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其间,他开始接受辛亥革命等社会活动的影响,阅读进步书籍,结识了进步青年高君宇,五四运动时期,王振翼参加了罢课、示威游行等活动,后任学生会主席。1920年王振翼参加李大钊发起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高君宇指导下,于太原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既是首批团员,也是主要发起人之一。柳林县人贺昌比高君宇小整整10岁,1919年五四运动那年他才13岁,1920年春,14岁的贺昌随父来到太原,进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认识了从山西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的高君宇、王振翼等人,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在一次省立一中讨论人生观问题的座谈会上,高君宇驳斥了当时阎锡山散布的做好人有饭吃的理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观点。他说:一个有为的青年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报效国家、造福人民的宏愿。他希望青年在流行的各种主义中,一定要深思熟虑,认定一条正确的道路,决不要随波逐流,步入歧途。高君宇了解到无政府主义在太原的流传及其危害情况,详细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即对其反动性予以揭露。他的话击中了无政府主义的要害,使与会青年受到很大教育。高君宇在太原的短短几天里,多次和进步青年商谈建立革命组织的问题。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工作,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51日正式成立,成员有王振翼、贺昌、李毓棠、贺凯、梁震、武灵初、姚錞、张法古(张稼夫)等。高君宇主持了团的第一次会议,会议推举王振翼为组长。高君宇还为团组织拟定了明确的宗旨:唤醒劳工,改造社会。
  为了使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高君宇和贺昌、王振翼等改组了五四后期为宣传新思想而创办的《平民》周刊编辑部。改组后的《平民》周刊后来在宣传马列主义、引导青年进行革命斗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该刊揭露阎锡山在山西巧取豪夺的罪行,反映人民的疾苦,因此引起阎锡山的忌恨,19225月被勒令停刊。高君宇得知此事后,把《平民》周刊编辑部迁到北京,亲自主持编印,然后由铁路工人秘密运回太原,继续发挥战斗作用。
  此后,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又经过不断发展,19229月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李毓棠、石钟秀、毛寿恩、张堉麟、贺昌等为委员,贺昌任书记。
  1922年冬,高君宇发动贺昌等在太原省立第一中学成立了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的青年学会,并出版刊物《青年》,以教育团结进步青年。后来,青年学会由彭真、王瀛等继续主持,把吸收会员的范围扩大到校外,教育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为山西培育了一批革命干部。
  领航太原创建党
  担当的力量,来源于崇高的理想信念;担当的勇气,来源于坚定革命觉悟;担当的能力,来源于人格魅力。高君宇革命生涯的人生在有担当中成长,在敢担当中前行,在能担当中辉煌。
  高君宇在太原的一系列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开拓了道路,也为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3年高君宇参加了党召开的三大。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高君宇坚持支持马林、陈独秀的意见,赞成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后,高君宇担任了党中央的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
  1924120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宣告正式建立。当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成立,高君宇任总务股主任。5月,山西地区国共合作事宜的重担就落在了年轻的高君宇身上,当时担任中共北京区委执行委员的高君宇受党组织指派,回到山西筹建党组织和筹划国共合作大计。
  当时的山西和其他省相比很封闭,土皇帝阎锡山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实行经济封锁、思想封锁。五四运动以后,高君宇一直关注山西的斗争。他感到要改变山西封闭情况,输入新思想是当务之急。所以在五四过后不久,即指导王振翼等进步青年办起《平民》周刊,揭露阎锡山封建统治,宣传进步思想文化。1920年暑假,高君宇借回并度假之机在母校省立一中召集王振翼、贺昌、李毓棠等人座谈人生社会问题,针对当时社会思潮和山西实际,谈了他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又回太原,一面宣传马列思想,一面指导太原建团活动。同年夏,高君宇委托返晋度假的北大同学王方帮助太原团组织创办了晋华书社,销售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高君宇经常亲自为书社筹集资金和选购图书,尽力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山西进步青年在高君宇的关心和帮助下,先后有不少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成为山西开展革命斗争的骨干力量。在高君宇数年联系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山西日渐为更多的人接受和信仰,革命的斗争逐渐开展,革命形势掀起新的高潮,建立山西党组织的条件日益成熟。
  高君宇到太原后,秘密住在省立第一中学的青年学会里,加紧进行建党活动。这时,早于1921年秋和19237月已分别由高君宇作为入党介绍人成为共产党员的王振翼、贺昌,已调往其他地方从事革命斗争去了。而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之初的骨干还有李毓棠、彭真等人。从李毓棠关于团组织的汇报中,高君宇了解到,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已发展成为组织领导山西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的先锋军了。其组织已由原来的一个团小组发展成为9个团支部,团员60余人。而且斗争不再局限在学校范围,在工厂、矿山也都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于是,高君宇在已经是共产党员的李毓棠、彭真的协助下,开始对团组织中的骨干分子一一进行考察,侯士敏、潘恩溥、张叔平等被吸收为新党员。
  高君宇将新党员和已是共产党员的李毓棠、彭真等召集在一起,举行了共产党太原小组成立会议。会议地点就在省立一中青年学会的一间屋子里。在会上,高君宇代表中共北京区委讲话。他首先讲了在太原建立党组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自从1921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在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的领导下,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已呈燎原之势。单就罢工斗争而言,北方地区已先后爆发大小罢工百余次。而在太原地区发生的罢工斗争却次数极少。究其原因,就是太原地区没有一个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战斗的核心力量,这个核心力量,就是共产党组织。他说,随着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国民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太原地区建立党组织就显得尤为必要。他详尽地阐述了党章、党纲。谈到当前的任务时,高君宇指出,当前党小组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筹划山西的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开展工农运动,开创国民革命的崭新局面。最后,高君宇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太原小组正式成立。
  太原党小组的建立,是关系到太原乃至整个山西革命运动的大事。
  1924年夏,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中共太原支部正式成立。高君宇在帮助建立太原党组织时,带来了一份《旅莫支部会议记录》。新成立的太原党支部就以旅莫支部为榜样,召开党员会议,严格组织生活,定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到工厂中参加工人运动,在革命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赴俄旅费由我再筹
  学担当,勇担当,善担当,高君宇早就将担当二字写入他的人生词典
  高家家境殷实,每当高君宇外出求学,父亲高配天总要给他充足的盘缠。从小就有仗义疏财秉性的高君宇,往往还没出村就把钱分给了穷人,至今为乡邻津津乐道。
  自立志一心为革命后,高君宇和他的家庭更是出了巨额资金支持党的事业,为党的早期众领袖和导师所感佩。高君宇在北大期间,由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平均每年花费八九百元(一般学生每年只需一二百元),父亲也乐于供给。1921年冬,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高君宇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从全国各地来的代表50多人集中在哈尔滨然后出境赴莫斯科,在国境线雇佣挑夫把行囊运出国境,随后高君宇和他的伙伴们也顺利跨出国门,但重要财物已被挑夫偷走,将旅俄所有的盘费全部带走跑路了,损失银洋1000元。当时的党组织很弱小,经济状况更是捉襟见肘。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高君宇挺身而出:赴俄旅费由我再筹!到达伊尔库茨克后,他很快给家里去信,说明损失原因,请求家里一定补足。父亲为此贩卖了一窝猪,变卖了几个铺子,七凑八凑才把钱凑够如数汇去,解了中国代表旅俄的燃眉之急。
  一次,高君宇回家,他的同学罗家伦从他管理的经费中私自提取400元赴美,他返京后,立即通知家里,拿出400元补足。尤其到后来白色恐怖时期,高君宇越来越趋激烈的活动,被诬为赤化过激分子,凶吉莫测。不少亲戚朋友当面劝导高佩天,让他想法阻止儿子高君宇的活动,但一股十分殷切的希望支持着父亲毫不动摇,始终未予以阻挠。
  宴请长工拒赴议员席
  1924年端阳节前一天,高君宇由京返并创建了中共山西第一个党组织后,因躲避北洋军阀政府的追捕而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静乐县。当时,高君宇的父亲高佩天是静乐县有名的绅士,在县城开设有好几处买卖铺子。有一处是面铺,雇着五六个磨工。这一天,磨工们刚刚下磨,正要动手做饭,突然门开了,从外面走进一个青年,戴一顶礼帽,架一副黑框眼镜,身穿青布长衫。人们一看都愣住了:这位读书人到磨房里来有什么事呢?这时候,青年一边摘下眼镜,一边对一位年长的磨工说:大爷,您不认识我了吗?老磨工仔细打量了半天,惊喜地叫道:哎呀,是二少爷回来了!别的磨工一听说是二少爷,都围过来。高君宇亲切地同他们拉起家常来,老磨工忙对高君宇说:快别尽站着说话了,二少爷请坐吧!可是往哪里坐呢?磨房里到处都是尘土。一个年轻的磨工说:咱这地方能坐吗?老磨工怪不好意思地说:真的,咱这里没有一处是干净的地方。高君宇微微一笑说:不,假如没有这样的地方,人们又去哪里吃香喷喷的白面馍馍呀!一句话逗得人们都哄堂大笑起来。高君宇就坐在一个满是尘土的木墩上。
  扯了一会儿,老磨工忙着要给高君宇张罗饭菜。高君宇看着满面灰尘的磨工们:你们吃过饭了吗?人们咽着唾沫说:没有。高君宇说:你们给我备办一桌丰盛的酒席,今天我要请客。人们立即忙乎开了,有的买肉,有的打酒,有的洗菜……不一会儿,一桌丰盛的酒席备办好了。老磨工一边揩汗,一边对高君宇说:酒席现成了,不知请哪些贵客?高君宇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请你们呀!磨工们一听都愣住了:请我们?”“对!贵客就是你们。没有你们,我哪有钱到北京上大学?哪能走南闯北搞事业?现在这世界很不合理,劳动者不得食。这世界就要变了,谁劳动谁得食!人们听着这话,心里甜滋滋、暖融融的。就在这时,从门外走进一个衣着整齐的人。人们一看,是省议员武植霖的家人。只见来人恭恭敬敬地把一张请柬送到高君宇面前。高君宇接过一看,原是武植霖议员请他赴宴,便说:我正在请客吃饭,你回去转告你家主人,我高君宇很清楚武议员的抬爱,请他以后不要再费心了!
  原来高君宇在太原时,武植霖受阎锡山的指使,利用同乡关系,多次设宴请高君宇吃饭,企图劝说高君宇为阎锡山办事,均遭到高君宇的拒绝。但武植霖仍不死心,这次追到老家,又来请他,没想到又碰了一鼻子灰。来人走后,人们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七嘴八舌地骂道: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再来麻烦,咱就把他撵出去!高君宇笑着说:饭菜快凉了,咱们快吃吧!于是,高君宇和磨工们痛痛快快地吃了起来。最让后人感动,高君宇敢于担当的品格、彰显敢于担当的风骨的是,他在自己的手术单子上签下的名字。这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的绝笔,也是他面对死亡展现的勇于担当的气概写照。
本报记者 冯振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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